徐友渔先生在《90年代的社会思潮》中不动声色地说道：“市场经济方针的确立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鲜明地亮出来。”就此，“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最终使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极权主义政治秩序获得了合法性的保证。接下来的事情富有讽刺意味：统治意识形态因其对极权主义制度的理论支持必须继续维持它的惯性，而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内容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内在指令则为掠夺提供了天赐良机。 极权主义政治秩序与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勾搭成奸的怪胎――权贵资本主义――壮怀激烈地向掠夺的技术手段之一――私有化――迅疾迈进。就此，“私有化”被看成一种点石成金的秘令而淹没了一切反对的声音。经济自由主义在此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以其指令对极权主义的经济政策重新编码，在消解制度的同时却又为能够有机会利用制度的人的掠夺提供理论的支持依据；另一方面，它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又使政治自由主义即使在它与极权主义制度的勾结导致的道德败坏中也无法对它予以拒绝。不作价值判断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这种暧昧使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演绎很难避免理论与现实、所指与能指的分裂：对私有化的主张所指向的极权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崩溃固然可以在“解构”中为民主政治提供一个逻辑上的前提，但在社会公正的逼视下，这种逻辑前提却无法为它的价值依据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 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已走上不归路，国有资产越来越要被权力与资本瓜分完毕后，私有化的浪潮蔓延到了农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喧嚣一度成为学界的话题。这个话题最引人注目的，无过乎秦晖和温铁军的交手。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发生的“圈地运动”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成为秦晖等人赖以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理论依据。依据文本的演绎和现实的触痛，按照一种抵御国家暴政的产权理论的预设，这种主张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结果的多向度中所可能产生的对目标的背离。换句话说，一种理论的预设不能抽空其时空环境，它的演绎在现实的各种因素的干预下无法通过其逻辑的建构而达到其目的。在私有化对国家暴政的抵御和可以预见的在广大农民未能脱离土地而成为“城里人”所发生的土地兼并狂潮中，前者的价值将在社会动乱的可能后果中被后者消解得一干二净。即使是一种正确的理论，它也不能变成一种纯粹的“文本分析”而抽空其赖以证明其存在意义的语境。温铁军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要点也在这里：在土地仍然是农民的一种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后果将是一场悲剧。 但是，这种“学者的理性”无法抗拒书斋里根据某种逻辑进行的理论演绎的咄咄逼人的反击。这种脱离现实的理论乌托邦使私有化的观念一跃而为一种理念，从一种技术手段变成一种目的。笔者认为：只要中国的农民在总人口中不变成少数，只要土地仍然是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么私有化就必须在农村止步。当理论与现实的呼应使理论获得了一定的支持依据时，农村土地私有化也许可以考虑。在此笔者不想就农村的现状与私有化的后果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和论证。但笔者愿意就哲学的层面，从理念与观念的分析中为温铁军的观点提供一点支持依据。 按照某些人的预设，私有化通过产权的界定似乎是通向人权的保障和自由的实现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私有化已经与人权、自由等普适性价值产生一种对应关系并成为它们的保证。但无论是从这里还是从别的方面分析，私有化都是手段，是工具性的，它不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技术程序。就它的功能而言，它可能在反复的阐述中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它都是观念性的，它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它不是理念。理念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形态对事物具有规范性，它超越于特定的现实而适用于普遍的语境。也即，即使现实的“实然状态”对其本身提出质疑和否定，它的内在指令也不受现实的支配，它本身因其建立在人性的基本诉求上而“先验”地为自己的存在提供了价值依据。而恰恰也正因为现实对其的否定，它反过来成为关于现实的价值判断的标准，使现实的“实然状态”被其“应然状态”所扬弃。理念与“应然状态”有关，并不断超越于现实的逻辑。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理念是一种目的，它的超越性和普涉性使它可以不考虑现实所发出的各种指令。 但观念却远非如此。它的属性不包含人性的基本诉求，因此无法超越于特定的语境。它只是一种技术程序、一种手段的抽象，而这种手段和技术程序，其内在指令都依赖于现实的各种条件，或者说，其内在指令本身对现实的“编码”必须依赖于现实提供的各种说明。在复杂的现实之中，各种因素的交错作用时时企图对它进行干扰和消解，它的作用本身只有在与现实取得同构的基础上才能不因异化而对目的产生背离。这里的逻辑困境是：在它利用自身的一套指令和技术程序对现实进行规范和作用时，它所作用的领域只是现实中的某个截面，它所利用的只是某些因素，而除了这些因素，其他诸多因素也对它产生作用，所有因素的最终合力在它与现实的非同构性中只能驱动它偏离其技术程序所指定的路径。因此，它最终受到现实的规范和支配，它无法通过理论的演绎建构一种不受现实的指令渗透的逻辑体系。而从它是一种技术程序上也可以看到，它的存在与一定的语境的存在不可分离，它不是高悬在天空中只顾发出指令的抽象体系，而是一个理论与现实的共生体。它存在的意义就依赖于这些语境，当这些语境还未出现时，它的作用将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依据而只能导致其存在意义的崩溃。
理念和作为一种手段、技术程序的抽象的观念的非完全对应关系如果不能从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理论体系中加以界定，其结果将是这种理论体系的“碎裂”。社会主义的理想激励了许多人，但社会历史的局限性却使其诸如计划经济、公有制等技术程序沦为笑柄。而人们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将这些技术手段变成了意识形态，赋予了过多的价值判断，甚至无视其受语境的约束而将它按理念的标准来加以演绎。作为它的反动的私有化若企图上升为一种理念，企图从技术程序的等级上向具有普涉性语境的理念越位，同样将会异化得面目全非。没有语境支持的技术程序等于无源之水。而力图赋予这种技术程序以过多的价值属性将使它无法跳出理论乌托邦的旨归。在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争论中，这种理念和技术程序的非完全对应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一点：农村土地私有化也许可以，但若是在现在，肯定是不行的。（完，免费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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