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审视中国文学

——王一川教授学术印象

认识一川已经有10多年了。这里10“多”年有点虚数，就是究竟这个“多”是多少不好算。大体应该这样说吧，我是80年代中期开始看到一川的文章，很有冲击力，因此印象就比较深了，感觉到是我们这个年龄层次最有潜力的学术新秀人物之一。

正式结识一川是在1990年，当时我们一起参加编写童庆炳先生主编，一川作为副主编之一的《文学理论教程》。这部教材以“活动”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明显区别于此前已经出版的同类教材。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思路在于，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活动的原理出发来建构理论，这样就区别于此前强调得比较多的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个系统的理论，另外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中，也积极引进一些西方有影响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使得我们的教学体系能够反映出当代的学科进展。由于教材有一些新的学术资源，在编写组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接受，甚至有些术语都感到生疏，譬如当时对“话语”是什么意思，“话语”和“言语”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话语和意识形态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强调理论是话语系统等，感到需要在这些方面落实了才好具体操作，于是编写组推荐一川专门讲解一下，一川就对教材大纲涉及到的有关西方的问题作了一个概括说明，就这样一个说明，居然用了半天时间。包括我在内的成员对一川在这方面的熟悉程度都感到惊讶。我的最初的印象是一川算是一个当代西方文论的专家。也因此我当时还把他和另外一位也是非常知名的青年学者想成了是同一个人，他们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而且是同乡、同学、同行、同门，在不是那么熟悉的人那里，产生混淆是很容易的。有人辨析说，两个人在相近之中也有很大不同，具体来说就是，那位先生能够非常敏锐的捕捉到当代西方最新的议题，并且可以迅速写出相关论著，这样就有一种在中国大陆文论批评界中领先一步的面貌；而一川虽然也有这样的素质，不过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考虑中国文学的问题方面，是把西方的思想、方法和中国文学现象结合起来，产生一种新的问题意识。这样一种说明在当时我是体会不深，不过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更进一步的了解一川是在两、三年之后。我去了北师大，做童庆炳先生手下的访问学者，这样就和一川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大体上过一两周，我就要去他那里聊一会儿，有时他也要到我们寝室里面来，其他人有认识一川的，就说这么一个“大腕”居然经常来你这里，也给我很长了脸。那么在此期间，一川刚完成了它的《语言乌托邦》，正在进行《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的写作，另外还在做“张艺谋神话”批判，还开始酝酿修辞论美学，应该说正处于它的学术爆发期。一川当时思考的方面比较多，看起来是一些相互独立的问题，可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有一个核心，就是主要考虑的如何阐释当今中国正在出现的文学、美学的现象。以前教科书那套理论就和当今的现实有着巨大差距，而移用当代西方的理论又有一个一个具体条件的差距，所以在当今这样一个文化的转型期中，我们这些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人，其实有着不亚于行外人那么多的迷惘。关键在于，那些外行可以大胆承认自己的迷惘，而且也可以就甘于迷惘；而这些行内的人，尤其是教师，他们还担任相关内容的教学，还要发表论著，如果自己也是甘于迷惘，就是以其昏昏来使人昭昭，如果竟然连迷惘都还没有觉察，那就更是糟糕了。

这样，我感觉就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认识一川的。就在最先未曾谋面时，阅读他的论文感觉到才气逼人，凭直觉认为这会是未来的学术领军人物，算是初识。然后是后来在一起开会，这种实际的见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认识人，算是结识。然后才是来在北师大之前，有过一些通信；来到北师大之后，则有了比较多的也是深入的接触。这样就才是比较深入层次的认识。那么认识一川也就是在这样不同层次上的，说长一点，已经接近20年，说短一点，差不多12、13年。

在我这个角度看到的一川，应该说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两点。一方面是重新阐释了中国古代的那种关于文学的思路。我们知道，建国以来的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基本上就是沿用来自苏联的理论，而苏联在科学教育领域确实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不过也有不少左倾的政策，譬如批判基因学说，甚至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在人文学科中，也把政治的疆界过于扩大，简单地以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线，那么只要在这种划线中被认可了，就得顶礼膜拜；而反之就只能被挪入垃圾堆。在这样的标准下，在文学理论上，那些被置于唯心主义阵营的思想都被禁锢不说，则对一个时期的思想建设的评说，也都只能聚焦到唯物主义的成就方面。当我们说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成就时，就是考虑到如何在唯物主义上进行发掘，那么中国古代关于“物感”的学说就受到青睐，仿佛就只是这样一条线索。一川则提出了“兴”的重要意义。如果说“感”是感于物作为前提，那么“兴”就是以人的表达作为依据，两者共同成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根性的基本言说路径，一川将之称为“感兴”。我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主要就是在于我们的文论界对此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评价。一川能够得到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他从博士论文《意义的瞬间生成》对于西方当代文论的梳理，就有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反思，当时其实就已经隐约认识到这个特性，其后出版的《审美体验论》、《修辞论美学》、《中国形象诗学》，算是对这一思路的深化，最后则把这一思想落实到他编写的教材《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有着这样一种思想轨迹作为参照，所以他的这个创意是有深厚基础的，也是别人不能产生首创权的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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