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社会学中，基本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问题。关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有多种多
样，本文主要用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认
为：社会结构的组成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
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
位置（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所组成的多维空间。”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可以
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分为两类，一是类别
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
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
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①这种定义最大的突破在于它可以将纯粹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文化等背景中分离出来
单独加以考察。
要进行社会结构分析，先得分析决定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按血统（出身）选择精英是中国社会的
准则。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
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这
种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除政
治利益集团之外，还形成了其他利益集团，个别利益集团还有成熟的组织形式与利益
诉求管道；二是宪法上规定处于领导阶级地位的工人阶级及位于“次领导阶级”的农
民阶级事实上已处于边缘状态；三是社会中间组织的发展处于“暴发式增长”状态。
这一切导致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入世”以后，
中国的利益集团将更加多元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
一、 资源分配不平等——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成因
中国改革以前，是个大一统的一元化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权力中心
高度重叠，整个社会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利益——党的利益，价值判断也呈一元化状
态，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由资源的占有状态决定。当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土地
、全部有形财富、收入等物质性资源，权力、声望等关系性资源，教育、信息等文化
性资源全部由政府垄断，民间没有任何独立的资源。整个社会没有中介组织，形成了
“国家——民众”这个二层结构。那时的中国人除了简陋的家具、衣物、炊具、被子
等少量物品之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经济来源也都与政府的分配系统有关，农民生
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主要靠工分生活。城市居民则仰赖于政府人事与劳动两大部门
确立的级别工资生活。这种大一统的一元化状态下，没有办法形成任何有独立利益诉
求的社会团体。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改变
资源的占有状态的方式正如笔者一再强调的那样，走的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
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这种起点不平等是中
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看，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等人所说的那样
：“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在对中
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和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
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
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
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
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
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
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
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
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
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②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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