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

当我们认真思考90年代中国文论界的学术走向时,发现有一种所谓“现代性”反思的研究非常突出。这一研究的中心点是对现代性理论的批判和反省。它对我们文论的发展提出了不可回避的挑战:究竟现代性理论对我们文论的发展有何种深刻意义;究竟现代性问题是不是一个涉及人文学科的问题;究竟我们是否需要坚持“现代性”?我想:这一切的答案恐怕只有在我们对当前中国文论的现状作出明确判断后,只有在我们对以下几组涉及到现代性定义和性质的中国当代文论界学术思潮的探讨中才能给予确定吧。现代性与现代化钱中文先生曾将“现代性”作了这样的说明:“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规则。”［1］他将现代性定位于一种能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推动力和意识作用。然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认识是有争议的。关于现代性的论争最早出现于西方,大致从启蒙运动时期就已开始。启蒙运动把理性原则推导到各个方面,对文学艺术也同样如此,但也在此时开始有了反向的文艺潮流。这种反向潮流是对理性原则和“计算精密的工作”的反拨。这一潮流18世纪下半叶有了理论上的代表,被称之为“天才美学”。比格尔指出:“天才这个范畴来源于现代化过程(即是说,它是对这一过程的一种反应),同时它又是和现代化相对立的(是对非理性能力,行为方式以及想象力和自发性的肯定)。”［2］这种对天才的推崇,与启蒙运动以后社会由人的治理转到体制化治理的趋势形成极大反差,毋宁说,它正是对新的社会制度和形态的一种因应。在这种对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思想的矛盾中,20世纪的西方学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哈贝马斯是提出并思考这一问题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当代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背后主要是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而文化其实只是起着非常间接的作用,而且往往受制于其它因素。哈贝马斯将文化和审美意义上谈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生产与技术上的“现代化”区别开来,他从坚守启蒙主义的立场入手,企图“掩盖(作为一个自律的领域而体制化了的)艺术和(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主导原则的)理性之间的矛盾”［3］。哈贝马斯还认为,“现代”概念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形成过程,在公元5世纪时,人们的语言中出现了“现代”一词,而直到启蒙运动兴起以前,它是和“古典”相对应的,只是意味着对“古典”的不断模仿和延伸。直到启蒙运动,“现代”才有了我们今天谈论的“新”及“创新”方面的内涵。“‘现代’的概念,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实际上是席卷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巨大变革及文化转型的同义词。所以,‘现代’这一概念本身已熔铸了整个资本主义赖以安身立命的全部价值观。……总之,西方的‘现代’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补充交融的关系。”［4］这样的解释不仅仅是把“现代”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了。而哈贝马斯却不作此理解,他将“现代”仅仅是定位在文化审美意义上,将其看成是一个与政治、经济、社会全然无关的领域。他将现代意识分成三个阶段:启蒙主义的现代意识、浪漫主义的现代意识和19世纪中叶起至今的现代意识。哈贝马斯观点借鉴了韦伯的理论。他把从宗教　形而上学中表现出来的理性一分为三。韦伯认为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是一个分化的过程,是“从早期宗教　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向世俗的自身合法化的文化转变的过程”［5］。在这里,韦伯还是把艺术理解为一个在理性原则规定下的社会领域,它并没有特殊的地位。哈贝马斯在韦伯理论的基点上有进一步推进,他认为,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提出的关于“现代的构想”包括三方面内容:“按学科自身逻辑和规律建立起的客观的科学、普遍通行的道德和法律,以及自足自律的艺术。”［6］这一构想的本意是要使每一领域都能按照他们自身的逻辑加以充分的发展,从而来推动人们对世界和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最终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理解已经把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且有着与众不同地位和作用的领域加以发展,艺术自律虽然是在现代的策动下从世俗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的,是现代性分化的产物、现在却已演变成了它们之间的对立。美国学者卡林奈斯库在他的著作《现代的五副面孔》中也明确提到现代性的两大对立意义: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现代观”,另一方面是作为美学上的概念“审美现代性”,并且这一方面是对前一种现代观的激烈批判和拒斥。鲍曼也曾说过:“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7］鲍曼认为,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确实存在有两种“现代性”,一是伴随科技进步、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而来的“现代化”,一是伴随当代文化一起成长的“文化规划”———现代性。　将这些学者的观点归纳起来认识可以看到,文化上的现代性与生产、技术领域的现代化不是同一概念,它们在各自不同的意义上产生作用,并且文化的现代性对抗着社会的现代化。这是20世纪西方学者们对社会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的担忧和恐惧,是对理性精神强力发展,演变为实用工具理性和技术至上的状况、以及这一状况造成的物对人的挤压和人们精神危机日益加重的焦虑;是他们无力改变现实而在文化上选择对抗的一种方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看到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的一面。社会现代性就是审美现代性产生的前提条件,又逐渐演变形成它的对立面,这是现代性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纵观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学术讨论,大体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像钱中文先生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是强调现代性的积极作用,让人对现代性充满信心和希望;而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解释则更有借鉴意义,他们将现代性在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展示给我们,让我们面对社会的变化保持一份清醒。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学术界兴起了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论争的主题是现代性是否已经终结,后现代主义是否已经来临。后来,这一学术思潮传入中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人们在吸收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同时也思考着中国文论的发展。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人们提出这一概念究竟是对现代性的超越或是承续?它对于我们从事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构建又有何意义?英国社会学家拉什在《后现代社会学》中这样写道:“如果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分化的过程的话,那么,后现代化则是一个反分化的过程。……首先,在某种过程中,有三个文化领域失去了自己的自律性,比如,审美领域开始将理论和道德———政治领域加以‘殖民化’。其次,文化领域不再是具有本雅明意义上的‘韵味的’领域;即是说,它不再系统地和社会的因素分离开来。……第三,‘文化经济’逐渐变得反分化了。”［8］如上所言,拉什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各自基本特点以分化/反分化来加以概括、对比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据他看来,现代性要求的文化是一种分化后的文化,分化是自律的前提,自律是分化的结果。自律的艺术是一种与政治、经济等社会日常生活完全无涉的独立自立的领域。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个反分化的过程,它将文艺从自律、封闭的系统中解脱出来,又重新回到社会与日常生活领域中。这首先就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界线的消失。从杜桑的现存实用物品,如马桶当作《泉》一类艺术创作的作品展示到史密森在盐湖上创作《螺旋形防波堤》,打破了艺术品在博物馆陈列展示的限制;沃霍尔把一连串玛莉莲·梦露的肖像照加以堆砌,使之体现出某种寓意。我们由此可看到艺术与生活似乎已经是相互融汇交织。当年现代主义的艺术家所编织的“神圣、纯粹的艺术”的殿堂已被现实所击毁。杰姆逊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分成三个时期:市场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与此对应的是三个时期不同的文化特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每一段时期都有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逻辑,代表着不同的精神价值取向和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出现是因为它得以产生的社会状况与现代主义文化产生的社会状况是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就正如杰姆逊所说的那样是“多国化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动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投影”。因此现代性在当今社会已经衰竭,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性,它与现代性存在着许多本质不同。丹尼尔·贝尔也有一个划分：前工业社会(“与自然较量”)———工业社会(“与加工制作后的自然较量”)———后工业社会(“一种人际关系活动”)。与杰姆逊不同的是,他认为现代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不协调的混合体,而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之后,三大类型的分化就更为突出而已。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抗和超越,而丹尼尔·贝尔则认为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巅峰状态”、是比现代主义更“现代”的、是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的表现方式。哈桑也是站在丹尼尔·贝尔这种立场上来谈论后现代主义,并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包含着无法解脱的内在悖论的文化难题,给人一种以企图超越和遏制现代主义的联想,但在其本质上是一组既承继又断裂、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它们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辩析还有许多学者加入进来。专门研讨人文学科的哲学家利奥塔曾对“后现代”这一概念在三个层次上加以说明:“第一层是审美意义,指二战以后的新潮艺术的特性,是因它与现代派艺术的“差异和断裂”而得名的;第二层是思想意义,指当今学术界和思想界对现代思想、现代性的合法性的质疑和批判;第三层则是从文化和政治批判意义上来说的,体现为“宏大叙事”的消解和破灭。在此认识上,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定位于宽容、多元、边缘性和差异性等与现代主义的中心论、整体性、同一性作断然的区别。其二是对所谓现代性信仰的“宏大叙述”,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被宣告消解的阐述也说明了两者间价值判断上的对立。这一点也为后来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们借鉴,成为从事批判工作的武器之一。鲍曼对此有不同观点并有长篇大论来表白他的思考,他写道:　如果后现代主义中有某些新东西,那并不是对现代性的激烈否定,而是这种批判的重新定向。其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下情况变得显而易见了,对现代性的批判由于深谙其决定因素,所以其目标只能是扩展现代性的内在空间,而不是超越它,因为后现代主义质疑的正是这种激进的超越立场。因此,我认为,最好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自我批判的———怀疑的、反讽的而非宽容的———现代主义形式;视为一种超越乌托邦主义、科学主义和基础主义的现代主义;简而言之,一种后形而上学的现代主义。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是没有最终和谐一致梦想的现代性,但它仍保持现代民主、现代艺术、现代科学和现代个性主义那理性、颠复的和实验的精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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