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对于农村家庭原有性别关系是否有所改变？从外出收入和对家庭贡献的性别差距来说，无论未婚还是已婚，男性对家庭的贡献都显著地高于女性（白南生等，2002；马春华，2002），给家庭的贡献占本人收入的比例却相差不多（马春华，2002），可见女性对家庭贡献少的原因是收入低。但是根据一些个案研究，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农村女性劳动力有可能改变原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序列或者性别序列，获得非农就业这种稀缺资源，提高收入和地位。
不可否认，中国的家族主义传统的稳定性和对于流动的某些正面功能，但问题是，一，这种传统是否一成不变？当其成员摆脱了对家庭的高度依赖时，家庭内部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二，外出的收益是否可以平均分配到每一个成员？
这样的比例显然不利于女性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利益最大化”原则，前提假设是。“家庭策略”角度和人力资本理论出发，肯定了它的“天然合理性”。大部分调查没有就这一趋势展开分析，只有少数研究者涉及到。其主要的倾向认为，外出决策主体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决策是根据，因此，对家庭贡献较大的男性更多地被选择外出。有研究对家庭作为“利益共同体”和的绝对性提出质疑，根据研究者多项调查，
外出的收益只是一种预期而不是一种可见的资源，要靠每个具体的外出者的去获得，因此个人的作用突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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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流动民工”这个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流动：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向比其高的职业收入阶层流动。（李培林：1996；蔡昉，）地域流动，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
·农民工（李强，2002）
·农村外出人口，（黄平主编，1997，）
·农村劳动力，（杜鹰、白南生主编，1997；农村发展研究所，1997；赵树凯，1997）
·流动人口，（蔡昉，）
·外出/外来打工人员，外出/外来务工经商人员，
·（广东）外来工，（深圳）劳务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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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主编，2001，《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通过对“边缘化生存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无论对流动人口自身利益还是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建设从长远来说都是不利的。随着城市公有制单位一些福利功能的退化和社会保险和福利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城市有关“移民”政策和管理机构也到了势在必改和有条件改的时刻。进一步放开城市的户籍制度，同时加强其他方面的服务管理建设，使一部分适合的流动人口脱离边缘化生存状态，成为城市的永久性移民，无疑是一条较为自然的城市化道路。（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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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黄平主编，1997，《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
理论上，社会学向来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视角：整体论和个体论。
前者在研究农民由乡村向城镇转移时，关注于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甚至被叫做“决定作用”），认为个人不过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体现，而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社会宏观结构层面上的种种关系，如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经济上的发达地区（或国家）与欠发达地区（或国家）的关系，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等，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样由传统农业向非农转移的源头，也是转移以后这些个人如何生存、社会整体如何演变的起因。整体论视角的理论渊源，可以在受到马克思深刻影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找到。
后者则把变迁的关键因素归结为行动者主体，认为不是社会整体，而是微观个人，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的信息了解程度而作出的理性选择。除了古典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之外，这一视角是与韦伯传统有密切关联，尤其是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其把社会变迁归结到行动者个人作为有理性的主体在投入/产出的计算和在价值观上的改变，随着各个行动者在观念和行为上的改变，社会整体也就改变了，最终将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
作者一方面承认上述理论在所限度的范围内――宏观或微观上――都有其解释力度，另一方面又感到从这两个极端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
因此，作者利用吉登斯所结构化（structuration ）理论对农民的非农转移做出新的理论说明。（1997：3－7）就结构和主体的关系而言，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提供的可能和制约，农民不可能实施外出，反之，如果没有农民外出的需求，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农民的行为而言，农民在外出和转移过程中总是不断反思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的目标。因此，这些行动的后果，常常是未曾预料的，更不一定是“合乎理性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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