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勇
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20位农民秘密聚集在一间农舍里，签订了这样一份生死契约书：“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引自马立诚等《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空格为原文所有）这份文字错漏的生死文书，蕴含了中原农民对历史大变革的敏感，显示了他们决心掌握自身命运的勇气，对自己的劳动、对国家税赋政策不变的信心，以及最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生死与共的关系。正是这份生死契约书，迈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划时代的第一步。由此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广大中国农村展开，并推进到城市。经过20多年的艰难改革，我们终于看到：一座座高楼大厦平地而起，蜿蜒宽阔的高速公路上飞驰着各种进口和国产的车辆，商店的货物琳琅满目，酒楼饭店宾客满座，满街俊男靓女、五彩缤纷，富起来的国人览神州、游世界，中国昂首进入世贸，奥运圣火不久将照亮华夏大地，中国足球也终于冲进了世界怀……这一副副画面 、一桩桩伟绩，多么振奋、何等骄人。然而，我们那些曾经以自己的生家性命为抵押，开启了中国繁荣之路的中原农民的现状又如何呢？请翻开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吧。
没有委婉的铺垫、没有虽然但是的转折，该书的第一行字就是“1997年6月，一农妇含愤服毒自杀身亡”。（《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以下未注出处者，皆引自此书。）紧接着是这样一副新春场景：正月初四，湖北监利县的“公路上，成群结队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通往南方的公路上，不管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装’得再不能‘装’为止。那些奔向希望的农民啊，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老天正吹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第6页）接下去，全书更以具体的事例、大量详实的数据，反映了湖北监利县乃至全国其它地区农民所不堪承受的负担。请看其中所列的一笔小帐：
“棋盘（湖北监利县的一个乡，李昌平向朱鎔基总理上书时，就任该乡书记――引注），有基本农田60000亩，1999年平均亩产粮900斤，粮食销售价格0.4元/斤，亩毛收入360元，每亩生产成本170元，上交负担230元。农民种田收入－成本－负担＝360元－170元－230元＝－40元。这就是说，我们乡40000农民，一年辛辛苦苦，不仅没有收入，相反还要貼上自己在外卖血卖肉的血泪钱240万元。这样下去，农民不造反，就只有死路一条啊！”（第34页。）
不了解农村的城市居民可能会说，如今世道变了，欠账是大爷、要帐是孙子，这类事情都被编成了小品上舞台了。对种种无法承受的负担，农民不交地方政府能把他们怎么样办！怎么么？办法多的是：催逼、抄家、绑押、折磨、甚至逼死人命！无怪呼李昌平说现在部分地区农民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像杨白老与黃世仁之间的关系了！
然而，《我向总理说实话》不仅仅是一部当今农民的血泪控诉书，该书作者李昌平生长在监利县棋盘乡，拥有经济学硕士学历，1983年至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和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可以说对该县的情况十分了解。因此他对该县的农民生产、生活、情感的难以想象的状况，县、乡、村各级组织的机构臃肿、腐败、财政的窘迫、重重的黑幕、复杂的人事关系、乡村各级干部的苦衷、高利贷的严重猖獗、国家法律、中央政策的层层扭曲、重重受阻等各方面的情况，做了全面的展示，呈现出了一个中原内陆县的凋零全景图。
当然会有人说，就算《我向总理说实话》所描述的情况属实，那也不过是一个点，并不能反映中国整个面上的欣欣向荣的现实。其实只要稍微了解当代中国史的人都知道，这种所谓的全局观看问题的思路是很成问题的，当年劳民伤财的“大跃进”和饿死成千上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以其为理由而被描绘得天花乱坠的。退一万步，就算李昌平所谈到的一切只发生在一个监利县，但其所包含的问题也绝对不会只局限在监利县本身。一个县不是一个村，它与市一级政府、党委直接相关，也是一个省全局工作不能忽视的基本单元构成。所以一个县的各方面问题发展到积重难返的程度，至少省市两级政府和党委都负有相当责任，这说明“一个点”的问题，必然牵连到面上。而我们知道，类似于监利的问题，决非特例，在其他一些省也存在着（如河北、河南、安徽等省），由此推论，我们还能说《我向总理说实话》所反映的问题，只是局部的吗？其实读者无需费脑子去进行这样的推论，书中所举的实例就已经强烈地说明了综合性的农村问题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李昌平2000年3月上书朱鎔基，其信得到朱鎔基、温家宝等中央高级领导批示，农业部派员赴监利调查；湖北省党政一把手也亲临现场办公； 省委副书记还将监利作为自己亲手抓的改革试点，在监利县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综合改革；全国不少重要媒体也对李昌平和监利的改革情况进行重点或跟踪报导。可结果如何呢？省里点名要求处理的腐败分子迟迟得不到查处，对监利农民负担过重等其他问题负有直接责任的县委书记Y却因祸得福，不仅没有影响官位，还获得了改革家的美名；李昌平却被迫辞职外出打工，四个农民因无法上缴苛捐杂税般的“负担”，被活活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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