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国庆长假刚刚过去，长假的感受各人心中自有一本账。媒体的报道如新浪网的“国庆黄金周”专题，与以往大不相同——没有一个新闻标题里含有“假日经济”字样，标题的主体内容是休闲娱乐；假日办的官员则在谈安全有序之余，强调其经济效益。
而对老百姓而言，长假只是一种增加自己休闲娱乐机会的福利制度，仅此而已。
当然，长假会刺激消费、活跃市场，逻辑上讲，对GDP增长也会作出贡献。
事实上，之所以推出长假制度，主要遵循的正是这个思路，这也是假日经济的由来。
不可否认，长假对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尤其是旅游需求，并带动交通、宾馆、餐饮、娱乐、购物等确有作用：它使有钱又想花钱的人有时间花钱了。但整体而言，长假对拉动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大作用，笔者尚未读到有说服力的文章。
从笔者亲朋好友同事邻居的情况看，支出增减与假日长短的关联性并不大，却与收入增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每年支出与收入的比例基本稳定，如果5月或10月多花了钱，那么其他月份的开支就会相应减少。
这一点从公布的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可以得到印证———长假所在的三个月是一年中零售额最多的月份，但相邻的月份往往又是零售额最少的月份。对比长假推出后历年的消费总量增幅———1999年是6.8％，与1998年持平；2000年是9.7％；2001年是10.1％；2002年上半年是8.6％———我们很难理出长假与消费增长的明显对应关系。
归根结底，决定人们消费需求的是钱包的丰满程度，而这又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假日经济”拉动GDP增长的想法，不过是一剂作用未经论证的偏方而已。
实际上，休假制度是国家福利制度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的福利制度，无论是高是低，都会有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最终有害于该国的国民福利。
中国在1994年就已实行双休日，这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中实属不易，要知道人均GDP是我国十倍的韩国至今仍是一周6天工作日。加上三个长假，我国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法定休息日每年共有110天，部分单位还有额外的带薪休假制度。对于人均GDP只有850美元的我国，这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休假水平。
问题在于，法定的休息日并未得到严格的履行。很多三资企业工人每周必须工作6天，一些私营企业工人甚至不能保证每周有一个休息日。不应对这种现象一概以违法斥之，它也有存在的现实性。我国是一个低技能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但由此导致的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又是我国大量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力的成本构成中，除了工资，还有福利，休假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是不是要取消长假或减少休假呢？恐怕不宜。因为，休假、休闲是国民的基本权利，中国政府保证之，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现在的问题不是取消或减少的问题，而是怎么把好事办好的问题。
从已经实行了四个年头的放长假来看，统一长假有其正面的功能，至少因为统一，全家人可以团聚着行动，但一些与生俱来的问题仍未能有效解决：也是由于全国统一，而中国的人口基数又大，所以，尽管旅行社和商场都在不停地打折，但人满为患的旅途已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待在家里，选择出行的人休闲质量又大打折扣；而且，旅游地长假时的热与平时的冷，则使旅游资源不能有效发挥。
因此，还在1999年开始的“十一”长假前，葛剑雄先生就曾在本报发表文章，呼吁建立国民休假制度，其要点一是带薪，二是自主择期，此议获得强烈呼应；此后也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议，引入这个在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制度，并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强制实行之。
这个旨在进一步提高国民福利的建议，未能立法，在笔者看来，有其道理，因为这在我国并不具有可行性。立一个没有执行基础的法律，必然会导致执法成本高企，同时守法率低下。如果出现这种结果，立法者和法律本身的威信都会受到损害。
全国统一立法既行不通，笔者建议，在不放弃长假的情况下，在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地方立法，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上海人均GDP已经突破了4000美元，贵州人均GDP还不到3000元人民币，若让上海和贵州执行同样的福利制度显然是不适宜的。（完，免费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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