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斯塔特：野蛮主义与现代性

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荣休教授

一

野蛮主义不是前现代的遗迹和「黑暗时代」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体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著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尽管种族灭绝和战争的野蛮主义至少潜在地存在於一切人类社会中，但是，它在现代性中却呈现出一些独特的──也许是最可怕的──发展态势。纳粹大屠杀恰恰发生在现代性的中心，成为现代性的负面毁灭潜能的极端表现和象徵，显明了潜藏於现代性核心的野蛮主义。

二

野蛮主义的根基在於人性的某些基本特徵，在於人类社会和文化以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秩序的建构包含著对社会秩序的内在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成为野蛮主义赖以产生的温　。追根溯源，对社会秩序的矛盾态度又产生於人类特有的相对开放的生物学活动，产生於对这种开放性的──无论多麽模糊的──意识，产生於与此密切相关的死亡意识（体现於修建坟墓和纪念碑等独特的人类活动中）。这种意识导致了生存上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不同集体的制度疆界、不同的意义系统被建立起来，其焦点就是要克服生存焦虑。这些努力又与权力的施行紧密结合起来，产生了社会秩序的合法化问题，并且使这个问题成为生存焦虑的核心要素。

疆界的建构既包含著积极的可能性，又包含著破坏的可能性。其建设性方面在於，疆界的建构产生了信任关系，舍此不足以确保持续不断的人类互动，也不会有甚麽创造性可言。其破坏潜能则在於，疆界的建构涉及到权力的施行与合法化，因而就让人感到社会秩序的专断和脆弱，对社会秩序产生一种强烈的矛盾情结。这种矛盾情结造成了暴力和侵略倾向，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他人的排斥，把他人当作矛盾情结的焦点或目标：他人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邪恶的。

三

社会秩序的建构、集体认同和意义系统及其疆界的建构必然包含著积极的和破坏的潜能。这两种潜能在一切人类社会中发展起来，尽管所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

同样，积极倾向和毁灭倾向也在近代社会发展起来，它们与下述情况密切关联：在近代社会，关於人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及其在时间之流的地位的观念发生了独特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现代性文化方案中。现代性方案，亦即最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导致了关於人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的观念的独特变化，加剧了社会秩序建构的积极潜能和破坏潜能之间的紧张冲突，突出了人的自主性和自我调节的挑战，以及对这种自主性和自我调节的意识。

韦伯（MaxWeber）对这一文化方案的核心要义作了最精当的表述。弗边（James　D.Faubian）曾经阐述了韦伯的现代性概念。按照他的看法，「韦伯从他所说的『伦理公设』的解构中发现了现代性的存在阈限，这个伦理公设就是，『世界是由神意注定的，因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伦理取向的宇宙。』」「韦伯所断言的是（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的断言中推导出如下论点），现代性的阈限在於：宇宙为神意注定的公设逐渐失效了；只有当已经设定的宇宙的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才会有这种或那种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人拒绝这种非议，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对这个宇宙的正当性深信不疑。」「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还包含其他甚麽内容，都是对同一个生存问题的回应。第二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还包含其他甚麽内容，都恰恰是一些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回应。通过这种回应而系统表述的有关生活与实践的观点既没有超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否认这个问题，甚至服从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回应都对问题无所触动。正是由於这个事实，通过现代性方案发展起来的反省意识超越了成形於轴心文明时代的那种反省意识。通过现代性方案发展起来的反省意识，不仅把焦点落在对某一社会或文明的超越理想和基本本体论概念作出不同的解释的可能性上，而且还对这种理想和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模型的给定性提出质疑。它产生了这样一种意识：这些理想和模型具有多元性，这些理想和概念的确有可能遭到辩驳。

与这种意识密切关联，人的自主性相应地受到了强调，这构成了这一方案的深层核心。这是他的或她的自主性。所谓自主性是指，人们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断扩展个人的和制度的自由与活动领域，不断扩展人的活动、创造性和自主性。相应地，这个方案十分强调社会成员的自主参与，要求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建构；它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机会自主地进入这些秩序及其中心场域。这个方案还涉及到一种关於未来的观念：那些能够通过自主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历史的前进而实现的可能性被开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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