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含着泪向人们诉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使我感到很欣慰。但是，当前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让我越来越困惑”。
11月26日，李昌平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脸上透着迷惑和不安。“我愿意把我的迷惑和困顿展现给研究者和执行政策、制定政策的同志，即使我说错了，会让别人笑话，我也不会改变为农民‘鼓与呼’的初衷。如果我所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算我被说成没有理论功底的人，又会怎样？”
从9月1日算起，李昌平来到北京将近3个月，从乡党委书记、打工者、减轻农民负担的呼吁者，今天又加入三农问题的研究者队伍中，李昌平应该成熟了许多，提出的问题确实切中要害。
一位接触过李昌平的学者对说，“相对研究者来说，他(李昌平)有他的优势，毕竟长期在第一线工作，显然比我们看问题更直接，他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更有说服力，值得注意。”
11月21日李昌平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给做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后，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对话)
农民负担能否减轻 王德先(以下简称王)：现在比较保守的估计农民负担是1200亿元，你认为这个数字离实际有没有偏差？
李昌平(以下简称李)：我认为远远不只这么多，至少在4000亿元以上。
王：你这个数字的依据在哪里？
李：全国县乡村所欠的债务有6000亿元之多，每年仅支付利息至少800亿元。义务教育仅支付700万老师的年工资就需要800亿元，每年支付书杂费、校舍维修、设备仪器的添置和教育欠债等约500亿元。县乡政府及部门干部有900多万人，村组级“干部”2000万人，每年仅工资就需要2000亿元。仅以上三项，最低年支出需要4100亿元以上。
此外，全国近2000多个县，近30000个科局和50000个乡镇的70万个乡(镇)部门要运转，还有400万个自然村近8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公共品需求，这些每年至少需要开支3000亿元。
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中，70-80%是由农民负担的。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政。而按现在的农民负担政策，这就是说农民每年实际负担高达4000——5000亿元。
王：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而负担却减不下来的原因就在于此？
李：我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70多万个行政村，约有2000万个村组“干部”，每年需要工资850亿元，农村公共服务和人道性福利照顾开支至少需要500亿元，两项合计1350亿元。按照现行的农民负担政策，我国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约800亿元，村级集体企业的收入约500亿元，两项合计约1300亿元。这就是说，农民的负担资金解决农村内部的支出尚有缺口。
温铁军先生说，我国农村经济总量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5.9%，却要承担近70%的人口和官员的负担，长期这样下去农民怎么受的了呢？
中国农业经济是什么经济 王：你在演讲中说中国农业经济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那应该如何判断呢？
李：我国的农业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对这点的认识是一致的，也符合实际。但有不少人总喜欢把中国农业经济归于市场经济进行研究，喜欢运用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中国农业经济问题，例如：对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下降，学者开出的方子几乎千篇一律：提高农业技术含量、农产品品质，调整产业结构、品种结构，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等等。
王：这些方子在你看来没有用处？
李：这些方子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灵验过。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王：是什么？为什么下这样的判断？
李：首先农民只有生产自主权，并没有不生产的自主权。农民种地亏本或生产的机会成本太高时，作为理性的生产者是会选择不生产或少生产的，而农民没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中国的农民不生产照样要交税，而且还可能被罚款。这种政府强制特色的农业经济怎么是市场经济。其次，农民有产中的生产自主权，但农民并没有产前和产后经营完全自主权，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经营还是政府控制。
王：是不是说在农业中产前和产后经营更有利可图？
李：产前和产后的经营是有利可图的，产中的生产是无利或亏本的。还有，在一些人看来，主要农产品的战略性意义远高于其商品性意义；土地被当作对农民进行社会保障作用的工具，他的社保地位远高于其产业地位；农民的劳动力廉价资源地位高于农民市场主体地位。结合刚才的分析，我认为，如果不能看清中国农业经济的本质，而去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方程式，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结果的。
产业化可以富民？
王：“公司+农户”被认为是农民致富的好办法，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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