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长
事实上他们已脱离了文人这一衣钵，他们安排宴会、人员、车辆、礼品。有时还包括个别上司的来历不明的财产的处理、若干个神秘友人的电话。他们跟“文人”两字有点搭界的是吩咐秘书：“这开幕词太短，领导哈欠都还没哈完哩。”另表一桩，他们经常给报社打电话，说：“那个小稿子就不发了吧，这么大城市，就几个人来大院坐坐，你们就别瞎折腾了，猪棚塌了，压死小猪常有哩。”
秘书速记员。抄写员。转载员。扩句专家。常有理专家。感叹词专家。准国际问题专家。准国内问题专家。准回顾地方史专家。几个小问题顺便提一提专家。装糊涂专家。人际学专家。领导矛盾处理专家。隐私研究专家。数字专家。信手拈来专家。标准后台递词员。他们当之无愧，毫无疑问，他们是文人群中升官率最高的一群，他们的头衔都不是白拿的。他们聚在一起常常会心一笑。他们之中有特殊的一群，人称老秘书，清一色有吸烟、喝酒等不良嗜好，不能在上司面前表现出红光满面的精神风貌，他们的位置坐得很稳，很牢靠，他们有一日伏案写作纹丝不动的扎实功夫，但落得个面灰唇黑的面容，一眼望去，不是痔疮，就是便秘。文人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记者
我也真是无可救药，把这个词写进文人行列，怪只怪中国汉字，实在太多，有时太宽容，表达有模糊化倾向。记者，历史的记录者，事实的记录者，事件的记录者，街听巷闻的记录者，会议的记录者，农民上访的记录者、工人闹事的记录者，中国的记者做得到吗？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记者天生具有优越感。把他们称为红包记录者、礼品的记录者也许更合适。没有几个人会把记者当一回事。他们成天习惯于去开会、拿材料。没有其它什么办法可想。然后把一个吹牛、聊天的小会，写成团结、鼓劲催人一路小跑的大会。又团结又鼓励又一路小跑，然后去让人签字同意，然后听人家说，高度不够高，宽度不够宽，深度不够深，广度不够广，反正你得把红头文件上的字一古脑儿抄下来为止。渐渐地你发现，如果真实地记录一个会议，就简直等同于愚蠢透顶。刚刚发了文件说，报纸上全局性的稿子一千字，但你发现这文件就有2000多字原封不动登在报纸上，每当订报季节来临，你发现报纸上说，订报不准摊派，党报除外。你恍然大悟，明白中国有几家报纸不是党办的呢？你有时发现自己是一个拉广告的，有时发现自己是一个订报员，有时又成了一个送报的，你除了屁颠颠的一个人、乐哈哈的一个人，作深刻思想家状的一个人外，你能相信自己从事的是“用事实说话”的职业么？你有时也能发现一点深刻的新闻，就是你想不通“有偿新闻”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既然是新闻，又何须有偿，又是怎么发现它是“有偿”的呢？难道中国的记者真的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真功夫吗？恐怕没人相信。你一个比较坚定的想法于此形成：我们又有哪几个新闻不是“有偿”的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传闻，谁谁又失足了，你去打听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去找他们写的东西看，你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这毛还是挺顺溜的么，还要打屁股啊。做记者最懂w，但关键问题什么都拎不清。弄得人人都有职业危机感，个个具备精品意识。你由此习惯了，麻木了，切口小了，高度有了，深度有了，宽度有了，广度有了，角度有了，知道了，照办就是了，拍了，马了，溜光了，得儿应手了，再激再励了，老婆小孩了，房子票子了，一切都有了，充阔了，充爷了，充兜得转了，获新闻奖了。你老婆说，又蒙人了，头都大了。过节了。
杨伟名
我愿意把这位爷单列，因为这位爷才叫文人。1962年5月10日，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名党员写给镇以上各级党组织一份意见和建议材料，题为《当前形势怀感》也叫《一叶知秋》，曾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并在县内多次受到批判。“文革”中，执笔者杨伟名含冤身亡。1979年4月27日，按照中共户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城关公社党委主持群众大会，给杨平了反。《一叶知秋》是一篇奇文，当时被认为是“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杨现在被认为“应该是中国人的一个安慰”的思想家。他出身卑微，只读过三年私塾，有短暂的基层政权从政经验，然后回乡务农，但是他的文章对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新民主主义建设、市场供应、统购统销、民主集中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还提出“恢复单干”问题，许多提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本都成了正确路线。如果说什么叫说实话，这就是说实话。一位我尊敬的记者说，杨的出现是一个谜，我说不是谜，中国有这么多农民，虽然写文章的杨伟名只有一个，但述而不作的说真活的农民不会仅仅是一个，只是我们现在的所谓“文人”只知道“雅”，只知道“颂”，忘了“风”了，在这位思想家的墓碑前，我们有多少文人都应该低下头来想一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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