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反贫困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人类为解决贫困而不断摸索前进的过程。同样，我国也在为消除农村贫困进行着不懈地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发以来，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000万人已减至2004年的261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境地的人口近2亿人，反贫困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国的反贫困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目标，2010年要基本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按照目前的投入力度和减贫进度，到2010年实现　“纲要”确定的战略目标难度很大。在这一严峻的反贫困形势下，对贫困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所应采取的有效反贫困措施，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贫困的成因　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农村贫困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资金缺乏、劳动力素质低下、耕地占有量少、医疗费用上升、教育支出增加、观念陈旧、城乡二元的管理制度等条件共同造成了农村贫困问题的出现。这些农村贫困产生的原因综合起来，可以分为三类因素：（1）自然条件；（2）物质资本条件；（3）制度条件；（4）人力资本条件。　笔者认为，在以上农村贫困产生的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条件。农村贫困人口所处的自然条件可以用生态移民的形式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善；足够的财政转移支付也能使农村贫困人口在短期得到较为充足的资本；通过立法的形式也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制度的创新。然而人力资本条件低下的情况下，即使以上其他条件都得到满足，也不能实现反贫困目标，这是因为人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因素,　即使在良好的制度条件下低素质的劳动力才能无法运用已改善的自然条件和物质资本来提高生产和生活，并有可能使已改善的条件出现重新恶化，重新陷入贫困境地，所以人力资本条件是形成农村贫困的主要因素。　二、人力资本提高对农村反贫困的贡献　农村人力资本提高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并因此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反贫困工作有较大的贡献，这不仅是理论研究者的共识，在现实的农村经济生活中也得到了证实。　（一）理论依据　1、西方理论界对人力资本的论述。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源于亚当·斯密，他提出劳动力是经济进步的主要力量，全体国民后天取得的有用能力，都应被视为资本的一部分，以后穆勒、马歇尔等人对人力资本也有类似的论述；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峰，明塞尔在　1958年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人分配》，文中首次建立了个人收入分析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关系的经济数学模型；舒尔茨从50年代开始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他认为，人力资本主要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人力资本形成需要耗费稀缺资源，是投资的结果，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理J论，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比例高达33％，说明教育经济作用的依据；在这一时期，贝克尔、丹尼森也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以此为背境，卢卡斯、罗默尔、斯宾塞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但与舒尔茨采用新古典统计分析法不同，“新增长理论”采用了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人力资本为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2、国内理论界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人力资本理论逐渐被介绍到国内，并渐渐被接受，其影响力不断增加，运用范围不断拓展人力资本的概念、产权，中国人力资本的现状和形式，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关系，对人力资本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论述，认为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增长，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其仁、张维迎、李建民等。　（二）农村现实经济生活的印证　1、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农村贫困现象的主要表现和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无法用现有的资源量来得到较高的产出，以实现自身脱贫。安徽省2001年在全省所抽取了10个贫困县、30个贫困乡、60个贫困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情况，收取的471户的资料中显示，耕地、水资源少或耕地质量差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由于缺耕地导致贫困占15.16％概率，在所有的调查贫困原因中占第三位，440贫困户，人均耕地仅有0.89亩，与安徽省平均水平相比，相差　0.35　亩。人力资本增加使农村劳动力素质得以提高，其中一部分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将会转移入非农岗位就业和生活，从而缓解农村贫困地区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矛盾。　2、提高贫困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在贫困地区农民转入城市就业，提高贫困地区人均占有资源量的同时，已在非农岗位就业的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会有所增加，其贫困地位得以改善。　从石家庄市的统计资料来看，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连年提高，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不到12%，上升至2003年占的32%以上，这就说明农民的非农收入增长已成为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是最具有增长潜力的来源，证明了人力资本增长对农村贫困地区农民脱贫的作用。　3、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长农民收入。未转移到非农岗位就业的农民通过人力资本的提高，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改善农业生产结构，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业收入。河南省卢氏县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近几年通过烟叶生产和食用菌栽培技术培训，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为１６７５元，较上年增长１２．８％。其中，烟叶收入占１５．２７％，食用菌收入占２％。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提高人力资本条件是农村反贫困所应采取的最为主要的措施，但是在人力资本的组成中，农民的技能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现在贫困农村中农民的稳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即使未解决该问题的地区用救济的方法也能在短时期内得缓解，而农民的技能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投入大量的资金才能使其逐步得到提高。所以，实现我国的反贫困目标首先要采取措施就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条件，其中的关键就是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三、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水平低下的经济原因　不可否认，我国现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农民的教育水平极为落后，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障碍，也成为我国反贫困目标实现的“瓶颈”，这就要对其落后局面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做到所采取的措施有的放矢，最终实现反贫困目标。但是，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水平落后局面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经济的因素，也有大量的社会因素，本文认为，该局面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应为经济因素，其中的社会因素也可以用经济进行解释，因此用成本、效益和资金约束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即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一）教育成本　1、政府的教育成本。在我国的教育资金来源体系中，政府一直占据着最为主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政府对教育投资的多寡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决定生死的作用。虽然政府的教育投资对贫困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增长起着主要作用，但是并不能表明当地政府对教育投资有着较高的积极性，主要原因是教育运营成本过度地由当地政府承担，已严重影响到政府其他职能的发挥。我国的农村教育所需的政府资金主要由县级财政负担，包括教师工资、办公经费、学校基本建设等，湖北罗田县为贫困山区县，连续两年县财政可用财力只有7100万元，而6300名教师(包括离、退休人员)每年的应发工资7950万元，2001年全县中小学公有经费实际支出2194万元（未列入财政预算），且学校基本建设也需要大量资金，再加上农村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所需资金，使如此巨大的教育运营远远超过了县级财政所负担的能力。　2、家庭的教育成本。家庭投资成本包括家庭的现付成本和机会成本：①现付成本。一个学生从小学开始至大学毕业所需资金投入最低为40830元，其中学费为17830元（小学学费为每年80元，6年为480元；初中每年学费为150元，3年为450元；高中每年学费为300元，3年为900元；大学每年学费为4000元，4年为16000元，共计17830元），生活费用为23000元（因为住校生活费用明显高于在家生活费用，假设高中开始住校，且每年两个月假期在家生活，高中期间每月生活费用100元，3年为3000元；大学期间每月生活费用500元，4年为20000元）；②机会成本。从农村的现实情况来看，受教育者一般在初中毕业后就被看作为一个成年劳动力，但本文以18岁为其成为成年劳动力的基点，15-18岁为半劳动力，以2003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622元计算，高中至大学毕业家庭应承担的机会成本为14421元。以上两项成本相加为55251元。　3、受教育者的个人教育成本。本文假设家庭承担了受教育者的个人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成本，所以受教育者个人所承担的成本主要是职业教育所带来的各项成本，也包括两个部分：①现金成本。主要是进行职业教育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一般要掌握一门专有技术所需时间为半年左右，学费大致为500元，生活费用按每月150元计算，掌握一门技术所需现金成本为1400元；②机会成本。半年的学习期间的机会成本以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为1311元。以上两项成本合计为2711元。　（二）教育收益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也要得到教育所带来的收益，并且根据投资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收益应归教育成本承担者所拥有，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贫困地区当地政府的教育收益。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主要是为高等教育输送合格的人才，而绝大部分高等院校毕业生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留在大中城市就业，其中一小部分愿意回到当地就业，由于当地财力有限，不敢也不愿接受其留在本地就业，这就使这一部分具有高素质的人群也不得不离开贫困地区，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大中城市在未付出基础教育成本的情况下，得到了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力，经济因此得以更加繁荣，财政收入大量增加，而贫困地区当地政府却未得到任何收益；农村成人教育的情况和其类似，其主要导向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农民进入城市就业所提供的税收收入也由就业地政府获得，其所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也由农民家庭所拥有。即使农业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培训，由于农民税费的免除，政府也难以分享农业生产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可以认为，贫困地区政府从教育中所获得的收益基本为零。　2、家庭的教育收益。家庭所获得的教育收益与政府基本相同，但是家庭在其成员的工资收入中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但远远不能与所承担的成本相比。2002年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工资收入为每月1300元，生活费用为800-1000元，仅能满足自己的一般性支出，即使以少量的盈余对家庭进行一定的补偿，但也不可能使家庭的成本得到收回；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收益，家庭基本可以得到大部分工资性收入的补偿，但由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大中专学生毕业人数的增加，就业岗位的获得非常不易，且工资较低（比城市户口职工工资低32%，按2003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工资13472元计算，大约为9162元），再加上工资拖欠等问题，未来收益呈现极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农业技术推广和培训也因为技术的适用性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收益的不确定性。　3、个人的教育收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成本由家庭和当地政府承担，而收益大部分归个人所有，且由于自身素质较高，收益相对较高而不确定性低，如上所述，2002年大学毕业生的月期望工资为1300元；农村职业教育的收益则由家庭成员共同拥有，但由于工资较低，而获得就业岗位的难度增大，每年的非农就业时间性短，若以三分之一时间计算，则收入为3000元，但是潜在的生病和工伤危险的存在又降低了其收益，由于成本由个人承担，而收益由家庭全体成员获得，相对于个人来说，收益难以弥补成本。　（三）资金约束。由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收入、家庭及个人收入都较低，资金约束成为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瓶颈”，即使各方都愿投资教育，由于资金约束使此举也难以实现。从上面的论述中已得出贫困地区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教育的简单运营所需，再追加新的教育投资更无实行；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贫困地区应低于些标准，但是教育收费居高不下，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高收费（每年5000元），家庭和个人无法筹集足够资金满足家庭成员的教育需求。　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实现反贫困目标　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对扩大对教育的资金投入，才能最终实现反贫困目标。　（一）确定贫困地区教育资金投入主体　教育的效益外溢性较高，上文已对此进行了论述，所以当地政府、家庭和个人不就成为教育资金投入的主体，而应由教育收益的获得者承担教育资金的投入；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是贫困地区所培养人才的就业地，教育的效益大部分被当地政府和居民获得，所以应由其承担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但是，因为教育收益的难以确定性和不可分割性，所以就由国家利用税收手段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进行资金投入，实现收益与成本的公平匹配，即国家是贫困地区教育的资金投入主体。　（二）采取合适的教育模式　现在贫困地区的教育主要是以小学、初中、高中为主的基础性教育，而这一以为高等教育提供人才为主的教育体制无法满足现实的反贫困需要。由于基础教育只是为教育者提供了应用技术教育的平台，但只有基础教育无法实现就业功能，也就不能提高受教育者的收入，实现反贫困目标。所以，在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对受教育进行实用技术教育将会更加有效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实现反贫困目标。　（三）采取合理的教育资金投入形式　贫困地区教育的资金投入应全部由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形式进行投入，坚决放弃目前的由地方政府进行匹配的形式，避免因地方政府无资金匹配而无法得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造成教育资金投入不足；高等教育资金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应以学费改革为主，对贫困地区学生采取低收费，消除因贫困而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公平。　（四）解决资金约束　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资金的投入应加大额度，消除国家教育投入的资金约束；对贫困地区学生进行学费减免和教育贷款，解决家庭和个人资金约束；对以促进农民就业和农村科学技术推广的成人教育进行政府资金补贴；对金融机构的教育性贷款进行政策倾斜。（完，免费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