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书部落的权力场

从官方公开的通报材料来看，在“秘书”这个位置上，李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该数字比数年前几起“秘书腐败案”中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增长。记者查阅的近年反腐资料显示:“1996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40.9万元，判刑15年;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1万元，判刑7年;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5.6万元，判刑5年　;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24.3万元，判刑16年。”数个反腐大案中的秘书贪污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

一位高层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评价说，李真之“大”并没有太多新意，因为“李真和他的前辈们使用了近乎一致的方式和手段”。这位官员指出，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这样的“弄权”方式是现成的，“并不需要太多智慧”，“与其说是个人的‘天才’，不如说是体制的缺陷”。他认为这和李真的“年轻”是相符的，“年少得志给了他更大的胆量，仅此而已”。

而“李真案”更直接的意义可能在于，它让“中国秘书权力部落”这一权力框架中的晦暗现象以及“秘书弄权”的运作方式和游戏规则被更广泛地注意。

秘书的权力来源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38岁的确是个槛，要么很可能仕途从此扶摇直上，要么就栽了。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纪是38岁，而4年后，李真被双规，同样也是在这个槛上，38岁。”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因为秘书与他上级官员的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在谈59岁现象时，往往忽视了把这二者相提并论，对照着看，也许可以更清楚”。“中国的权力活动在这里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

梁木生是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政治现象中“秘书部落”的学者之一。他提醒记者，陈希同就是秘书出身，而陈的垮台同样牵出了他的秘书陈健。梁说，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他们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梁指出，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

梁木生认为，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官员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秘书的权力运作的隐蔽相对应的是，秘书在行政体制内的人事选拔越来越公开化。梁灵光在轻工部当部长时，轻工部的其他领导曾提议提拔他的秘书黄杰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梁灵光没有同意，“为了避免任人唯亲的嫌疑”。直到梁调任广东省省长后黄杰才得到提拔。“现在就不一样了。”梁木生说，“当秘书的容易当官已经是个公共的秘密。有更多的秘书善于接近并讨好领导，而领导也更喜欢提拔自己的秘书。”“在这种相互选择中，秘书与领导形成了很微妙的人身依附关系。”

“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集团性腐败”。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间。

分析这些均有秘书参与其中的腐败要案时，梁认为:“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既使他们易得到重用，同时往往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因为“‘假借名义、盗用权力’很可能成为‘舍卒保帅’的最好借口”，“这是秘书弄权的‘风险’”。

秘书角色与秘书部落

“秘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实不惟中国，国外也是如此。”另一位行政学研究者关钟叔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特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直接决定要更好地行使公务人员的服务职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秘书这样一个角色。”“美国秘书的政治地位同样非常高。像汉密尔顿·乔丹，没有多少人敢去冒犯这位美国前总统秘书，在‘白宫人物排列表’上，他的名字甚至排在前国务卿万斯和前国防部长布朗的前面。”“区别在于，你是作为一种公共权力角色，还是一种个人权力角色？”

“关于秘书的职务角色，曾有过4M的说法，是指秘书应该扮演四个不同的角色:Manager(事务管理者、执行者)、Mother(像母亲一样关心领导)、Model(具备良好的形象举止)、Maid(像侍女一样照顾好领导)。”关钟叔认为，在权力个人化的过程中，秘书角色也随之“个人化”，公务服务的职能逐渐向生活服务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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