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选择

2000年25岁，回忆·总结与定位2000年是人们喜爱赋以特别意义的一年，洒家也不例外。十七八岁时，曾有一个比较欣赏古人立功、立言、立德的理想人生的同学预言，说一个人如果到了二十五岁还不能跃跃欲试、有所规模的话，他的一生也就可想而知了。此话又多少让我感觉一些压力，25岁越发成为一个概念。今年洒家已然二十五岁，无数的浪漫幻想不及实践就已经随风而逝，倒是对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多有感触。回首历程虽然不尽人意，曲曲折折却也可以自我安慰总在前进，或可说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如今对社会形势的了解应该说已比较准确，已经无法浪漫令自己遗憾；对人生的思考基本定型，几成作茧自缚；自己努力的脉络已清，准备一步一个脚印。又前几年曾有学人感叹现在的年轻人：“还不曾开始，就已经回忆”，洒家亦不知如何。不过对思想者来说，总结也是创作的方式。　影响与抱负；渊源与定型有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的个性在学龄前就已决定，学龄前已记忆无多，但自己的个性确实与小时候关系极大。有时想起觉得很复杂，想笑，小时候的我还处于非理性的不开放社会，往后的孩子大概难有其遇了。父亲学问不高，却极喜好传统文化，也对马列革命衷情，常不顾家中吃饭钱有无地买了许多连环画、古人诗词文集、历史演义和领袖著作，害得极本份极苦命的母亲常常心痛。加之几部露天电影极低劣的渲染，当时却兴奋莫名。于是小小的我，生活困苦的我，居然渐产生一种盲目的崇高精神，小学四年级自号“四明越人”（初二时赋以四明的意思是记得是理想明确、主义明确、目标明确、行动明确；在中原时赋以明道、明本、明志、明才；后则不复所限，但取其音色尚佳而已。此名于我成长激励不少，因仿吴越春秋时夫差自激计）。初二开始则“组织创立”了一个“宇宙正义先锋组织”，以“宇宙世平（世世代代和平）”为“宗旨”，当时自己挺当一回事，快毕业时解散，宣称“根已种下”。还省了好长时间的零用钱买了几本什么“名言格言一千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一类书。其中有一本龚育之等三人合写的什么书，只对其与伊壁宏鲁有关的引言有点印象。也写了一阵自己的“名言”和“古体诗”。最早写诗是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的一天夜晚，和哥哥下晚自习后的回家路上，突然感触而作《咏银河》，已不记得具体内容；小学毕业时曾送好友诗“金钱万贯穿，何足友谊长”，不过钱是没有的；名言类只记得第一句是“我们不能随意测度前人，因为无法知道前人的真实思想和处境（大意）”，还有一句是先写下“世间没有绝对的东西”，一日突发现是无法克服的矛盾，到后来看《罗亭》见其中有类似语，又于罗素书知其为悖论。初中毕业家贫而上河南邮校，那四年不知该说是幸运或非，总之是定型的四年。我认为人生的定型期约在十七八岁或二十四五岁，以前者居重。所以毕业后写给朋友的第一封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我中原定型……”。初到中原，由地区骄子忽然坠底，更加渐感自己实属“孤独的异类”，于十六岁左右又全面接触老庄，特别是庄子，佩服之至，遂感万念俱灰，一片空白，无可无不可，如非念及双亲痛苦，早不在人世矣！遂学下围棋，整整一年，在学校已几无对手。步入三年级后渐缓过劲来，有焕然新生之感。渐明白传统文化最高境界乃是达到“出入两无，物我一如”、“以出世的心境做入世的事功”圆融无碍的境界，心志已复且固，甚至觉得至此后世间不复有能打跨我或改变我的力量。当时写有“开阔胸野，还归自然；修身治学，强本定基；明理透世，英豪纵横；功成身退，天人合一”之语，代表我之人生预期。大约也在这时候开始自称“洒家”。经过这一段才明白何以“年轻人不易看老庄”，但影响已几入骨。同学有称我“大仙”、“仙家”者。学佛学后觉得自己那时认识即已近佛家真如境界，成长过程则有如“顿悟一，渐悟无数”。而修为功夫则知行相背，定力、毅力极差。总而言之，在十七八岁定型以前，实深受边忒、马克思、列宁等“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奋斗”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一类思想以及某种哲学因素、宗教因素的影响。虽然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些学说和传统具有重大的缺陷，但它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主义精神将永远是人类文明最为可贵的精神。（当然，合理的理想主义必须建立在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理性的基础上。）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候就明确这些东西并战胜各种动摇因素，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那么不论以后成就如何，他的生命都已经有所升华，已非“芸芸众生”可比，属于王小波所说的“伟大一族”（王小波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虽然这种有点骄傲自负的倾向是不对的，因为最理想的不是谁为谁奋斗，而是大家都平等的、自由的过上有创造性、有尊严、不馈乏的幸福生活。自视为比别人高明、欲代他人做决定，本身就是专制罪恶的源泉之一（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回家乡邮局工作四年而终于98下岗之年辞职闯荡，戏称顶风而上，为城市猎人。当时从邮电局出来时，自是需要下一番决心的。念及家中勉强可以维持，但当时对外界一点不了解，而家乡又是极封闭缺乏闯荡意识的，几无一人同意和支持，不敢告知父母，怕父母一拦则不能决心出走。但一种怕在庸俗中走向崩溃的恐惧、一种渴望求得验证的信心、一种超越人生的信念、一种想改变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强烈冲动和为文明命运而努力的抱负逼使我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也实践了当年在校时对自己的承诺（不出三五年即入江湖）。　问神往何方？在盈江邮局的四年中，不合时人，同事称“仙人”（带贬义），后同事出差路过发现我家独处幽僻，笑说知我为什么是仙人了，后我姐也说我们从小与他人接触太少，我才始悟确有所不善交际。在那买书都只能依赖邮购的云南边陲小城，人生、社会和文明的根本问题一直困绕于心，我自谓“时代精神徘徊空”，然而究竟“神往何方”？于迷茫、孤独、徘徊、犹豫之中，我得出四点自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其一是确认了“生命在于超越”。　生命和生活可以看作是生物的两个存在层次，二者是不同的。生命更体现为一种生命意志和生命精神，而生活则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非人类谈不上生命与生活之别，因为只有人才产生了自为性，从而使人的存在多了一层特殊的蕴涵。生命在于不断超越各种内在自我的局限和束缚，超越各种外在的障碍，而使生命得以超越和升华，是积极自为的内在冲力；而生活相对而言则只是自然静态的实现。生活当然是很重要的，是生命的基本追求，但生命才是更为根本的。明白这一点，当时我兴奋得跳了起来：高峰体验。对许多人来说，生命的自觉意识从来不曾开悟，约在二十七八岁后就更是只有生活，而生命几息，而沦为芸芸众生，诚可悲也。也有部分人坚持不力而中途告败，开始寄“希望于下一代”甚或颓废、崩溃。超越精神既是时代精神，更具有生命本体的意义，从而也是文明的根本精神。在各种宗教信仰、哲学信仰遭到理性解构而各种非理性主义泛起的今天，我认为超越精神是对生命精神唯一经得起理性的解释。其二是意识到人和其他生物的本质差别是在于人独具有自觉性或自觉能力。即人能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处境，觉悟宇宙自然，有一种追求意义价值的冲动，具有郑刚先生所说的自为性。超越精神本身也来源于自觉意识。故而当初我对朋友大板说我出来的目的就是追求一种有意义价值和情趣的生活，相反的生活我已是没法忍受了。自感已经“欲庸俗而不能，欲逐波而不可”。人都有自觉的潜能，但要真正具有自觉意识，需要有一些哲学素养；要真正达到自觉，则还需要相当的勇气，因为自觉的人生常常是孤独、迷茫、痛苦的，充分的自觉则伴随着充分的痛苦（郑刚：无限直观、纯粹悲剧性和纯粹宗教情感，《中国人的精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版）只有经历了相当的历炼之后，才有可能达到如佛家所说的“圆融无碍”的理想境界，但很难。洒家一直做得不好，是知还是不知？是悟还是不悟？其三是明白了运通的方法，是以有可能在这快速变化的信息时代仍具有充分把握的能力。这一点对于这个日益高度专业化的社会，极其重要，但直至目前，它还未得到充分的实践和验证，感觉上也不能说它成熟。其四，不再理会二元论和机械哲学，相信“心物一元，主客同存”。时湖南科技出版社的《上帝与新物理学》等一套科普丛书也有佐证，信息、载体、主体的关系就是一个直接的例子。这些都将写成专文详论。另外由于郑刚先生的书而对文明有了一定的理解，由于顾准而对中西文化有了实质性的认识，由于南怀谨先生而入门佛学，由于这三人和自己而对中国人的生命力有所信心，也是很重要的。可惜对佛家戒定慧功夫，始终心气浮燥，徒知而不能。以上成果及其他一些对社会、人生、人类文明的思考，以思想火花的形式汇集成《问神往何方？》（略有取屈原天问意），并在其中提出建立“超越学会”和“运通协会”等初步构想。其中追寻根本之根本，规律之规律是我一贯的思想导向。时曾向友人自许一句话等于别人一本书，来京后一朋友说我文章（实际根本不能称之为文章）跳跃性太大，且喜造生词，自以为不错而实际别人未必能懂，我如醍醐灌顶。初出云川时，《问神往何方？》起到了敲门砖的作用。　认识自由主义：终结绝对化意识形态出来居然和预期的差不多，很快和一些致力于改良社会的人士接触上，原来由于受封闭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有些混乱的认识得到较正。原来对自由民主理念的认识是不清淅的，对中国问题的症结也就把握得不准确，虽然在邮得《顾准文集》时几乎一气看了两遍，在《问神往何方》中也提出中国必须尽快实行稳妥地民主化，但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歪嘴和尚念错经”的地步。自由主义对整合我的思想理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朱学勤先生对自由主义有经典界定：“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张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自由主义是目前比较能够反映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所需要的“主义”。自由主义是诸主义之母（秦晖），应是一切信仰和理念的前提。自由主义终结了一切以绝对化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它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正如超越事业是不是事业的事业。由此还明白了解决悖论的方式，即要跳出悖论看悖论。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基本的认识和理念，更应该是一个现代人的基本修养。自由主义和超越精神本质相合。自此，洒家确知天问已有结果，迷茫已经扫开（在理论上）。有时感觉此生已不白走一回。西方后现代的解构利刀固是利害，但已失去了基本的正常心态，在显示优秀的创造力的同时，表现出对自身文明已失去把握的能力。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至今不为官方所接受，一前一后，反差已足使人发狂，幸洒家已略具修养。教育和宣传的主导精神还是决定论的意识形态，这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国人的弱智和非理性。至今有许多非都市的朋友，他们的认识水平在当地至少是佼楚，但非理性成份极大，对一些基本的东西的认识都不清晰，正如洒家也曾经如此。另外由我还可以对比出边陲与内地的差距。内地目前四十岁左右的这批人，在七十年代末就已接触到启蒙思想，对社会有较清晰的认识，如周鸿陵先生就说促使他奋斗的重要原因就是要改变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贫穷和恐惧笼罩的根源，而我则在九十年初苏联红旗落地时还愤努之极。闯荡江湖，才开始对“枭雄”一类人物有了感性认识，知其能其害；才深感所有文艺想象，都远远不及现实，古龙算有才气，其笔下各种“枭雄”比希特勒如何？比斯大林如何？谁又能想象极卑劣的东西居然在极崇高的旗帜下进行，并轻轻结束数千万人的生命、戏弄整整一两代人的命运？据说胡耀邦还曾问刘源为什么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刘源则想“我还想问您们呢”！我尊敬他，也为他叹息。　终结权力主义人们要提高效力，必须得合作，即产生组织，产生了权力问题，如国家、政党、团体和企业。群体能力与组织程度相关，而组织程度与权力方式相关。权力本属于公共性质，公正是对它的基本要求，自由平等原则是其合法性来源。但自由平等原则只有在现代文明才得以确立，在此之前，权力只以异化的方式存在，即公共权力变成专制的工具，社会成了家天下、党天下，权力主义成为某些人的一种“基本信仰”和社会的游戏规则。在权力得不到规范和限制的前现代，追求以权力为工具改善社会的人也无法避免被权力主义的游戏规则所异化，有些则干脆直白目的就是权力。可由此理解一点毛泽东们。　调　整对自由主义的认识的成熟部分也源于提升自己的迫力。经几个回合的闯荡之后，并不能称顺利，一直在寻找更为合适的发展，也意识到如不使自我素质上台阶，则无法改变徘徊社会底层的被动命运。于是1999年5月底重新调整，于6月1日写下“超越人生战略计划”，但事后看来，并不现实。然而其中以“运通整合世界，超越导引人生”为主题宣示，并欲“遍寻天下同道，运通世间种种；体察生命社情，求真致善明静”，以及“重铸民族精神，健全社会机制；智组世界经济，超越商业文化；改良文化习俗，培养文明中坚”，是感于煎迫之中心志不坠，心态稍定。　扭曲的中国及其出路阴差阳错在1999本命年下半年开始了突击学习和创作《扭曲的中国及其出路》。创造是最好的学习，初还试图其赚钱。运用基本面的方法（运通的方法）分析中国问题后，整理出中国当前社会五大基本面存在重重困境，整体上盘根错节，必须尽快充分现代化。一、中国发展基础自然基础极其脆弱，国际竞争态势被动，国家安全保障不足；二、社会（现象）表现出七大根本性矛盾；三、经济层面八个基本面面临十三大根本缺陷；四、政治层面五个基本面有十八种集权政治无法克服的根本性弊害；五、社会文化土壤恶劣而主体不合格。经济问题推进到一程度必然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推进到一程度必然是文化土壤和人们自身的问题，中国不但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和改革，也需要做细致点滴的改良工作。中国问题是根本性问题，把根本性问题混同为常规问题，或只当作常规问题来处理，非但不可能解决问题，还必然掩盖、加重和遗误问题。要使中国步入合理、规范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大道，必须健全社会参与机制、社会选择机制、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社会公平机制和社会激励机制五大社会基本机制，实现充分现代化，走向普世文明。这一结果汇集又名《中国亟须健康力量的积极努力》，又名《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改革论纲》。文稿初具规模即感已上了一个台阶，这是“6·1计划”唯一称得上落实的目标。但文笔功夫又难再进境，更迫于生存发展压力，只能让其停留在资料加思想的粗糙形态上，于2000年初步入新状态。　澄清普世文明现代文明是普世文明，西方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定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学者说，自由主义所包含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公正、仁爱等，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里都有，但真正能把自由主义的发展成一整套在逻辑上自洽、在实践中可行的体系，只有西方的思想家们做到。郑刚先生说，一个文明如果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文明是什么，而是放在是谁的这一点，它的前途就很危险了。普世文明为什么能够普世，为什么必须普世，对此不能不做充分的回答。在现代文明之前，人类由众多不同的子文明相互隔绝而构成，但发展到现代，人类文明已具有了统一的基础和要求。我分析文明有五个基本的层次：一、人性和自然法，不尊重人性的必被淘汰；二、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根本内在精神，这是文明之所以文明的根本驱动；三、社会机制的健全合理程度——文明的核心表现；四、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体系；五、相应的社会主体。（详见洒家重要文章：《现代文明为什么能够普世和必须普世？》）一文。　当代中国人的两大任务由以上可以明确目前时代的两大任务：一、中国问题——推动充分现代化，使中国走上健全合理的发展轨道；二、世界问题——推动形成人类一体、世界一家的共识，推动现代文明的普世，推动人类统一文明的真正形成，即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文化在自由平等原则基础上的多元化（多元和谐，也即一元之下的多元）。使人类真正走上健全、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大道。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统一的。　以公民主义嫁接中国国情时下中国，能走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才是真本事。周鸿陵先生以“提高公民素质，捍卫公民权益，迈向公民社会”为诉求，或才是能够协调各方面，从而在中国空间中进步的有效办法。周鸿陵先生认为必须从极点反思出发，从宇宙哲学——生命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一体贯穿，以重建现代化发展理论，重建信仰和意识形态。公民主义以人为视角。人本身的存在有三个状态——蛮荒时代的原始状态、传统时期的臣民状态和现代的公民状态。现代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讲，就是人从臣民向公民转变，社会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国家从威权国家向公民国家转变。现代化自身就包含着全球化的意义，公民的意义本身就是世界性的。那些将公民权利只定义为某一国家内部或某一种族内部或某一宗教内部，都不算是对现代意义的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将由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对立向现代的公民国家利益的折冲转换，国家间的区别也在全球化中逐渐模糊，最后形成真正自由、平等、和谐的公民世界。在公民时代，政府是公民为了自我服务而设立的公共服务机关，没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任何特殊权利。公民的利益和幸福有赖于公民自身素质的提高，社会的进步有赖于公民以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推动，这种双赢的游戏规则往往以良性互动来表演。“革命”、“暴动”在公民时代正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有序推进，积极参与成为公民谋求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谋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方式就是支持和引导公民提高素质，就是支持和引导公民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如果遇到法律条文有问题时，要推动人们完善法律。在公民时代，权利同时意味着责任，争取和保障他人的权利就是保障自己的权利。因此个人的自由平等不但是每个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更是公民为了自身安全和社会进步而必须实践的义务。对我而言，公民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中国形式。我对普世文明的思考在某种度上和其不谋而合。比之昧于区域局限的国内外人士，公民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自由主义，使之更能普世。由于周鸿陵先生的指点，我文笔功夫的缺陷得到一定克服，思维放得更开，是以文章始算拿得出手。　目前制度空间下我们应该做且能够做的事情一、　探索、传播先进理念和对策；二、　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健康人才；三、　从技术改良角度推动政府改革；从事具体的文化、社会的改良工作。以点滴改良的努力，以量变带动质变。再者，社会建设本须实在、具体、细致的工作。四、　呼吁和推动决策者尽快负责、理性的做出实质性改革。　追求成功和幸福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要求至于能努力到什么程度，也应该分析一下。虽然洒家一直都比较自信，但现在却感到世事没那么容易，很多时候形势就是比人强。虽然至今为止，我对自己的经济才能、政治才能虽然也同样自信，但却未得到证实，也谈不上有多大把握，但我在研究和思想方面的才能，可以说是已得到某种证实，这是令自己欣慰的，因为追求成功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要求，但人们对成功的理解各有不同。自由主义的原则否定了不择手段的追求成功，任何人必须在尊重他人和不侵犯他人的前提下行事。同时，不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合格公民的最低要求之一。在此基础上，按自己的意愿发展，按自己的趣向生活，既使困难限制，但尽到自己的努力，不灰心而心地光明、生机殷然走下去，也就很难得了。或许，我确如许多人所言，更适合作一些研究的工作，我在这方面也具有极强的兴趣，至少目前为止。而且我历来强调研究和理论之于现实和行动的重要性。对幸福的看法，我以为如能在心灵（广义）踏实的前提下，能比较自由、从容的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就是最大的幸福。于我而言，最好的意境莫过于能自由从容的看值得看的书、听值得听的音乐，思考问题并有机会实践，间或与适当的对手下盘棋，或邀三五随意朋友举杯明月，或不妨旅游和探险。我虽然信奉超越，但并不喜激烈的竞争，对于不是在合理规范的基础上的竞争更是具有某种恐惧和厌恶，对现代流行的媚俗有深深地反感。每个人心中或都会有自己的梦想心境，我是一个从小就比较爱做梦的人，而且偏于白日梦。如大多数人要得到自己的幸福，社会不但必须在健全的轨道上运行，还得具有相当的积累基础。国人羡慕美国，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的家园什么时候能建设好呢？人类的家园呢？　三种人生·文明中坚对于我而言，是没有什么选择的。我认为世上有三种基本的人生态度或人生方式，一为功利的人生，二为游戏的人生，三为求道的人生，也即超越的人生。对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功利主义作为一般公众的主导精神并没有错。功利原则是和人的本性——自利、理性相关的，在日常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要受其支配，不管是否意识到，不管承不承认。但人是平等的，功利主义是会反弹回来的双刃剑。如果离开了道德基础以及合理的法律规范、良必的文化习俗，功利主义就成为纯粹的非理性的（狭隘、无远见）自利，其结果必然把社会拖入无序的灾难之中，人们又降低到兽性的水平线上，每个人都深受其害。所以合理的功利主义离不开道德精神的支撑。在乌托邦的极端理想主义崩溃之后，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到相反的极端，缺乏起码的道德基础的极端功利主义横行大陆。所以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贪污腐败等盛行而难以治理。这样的精神状况和长期来的政治禁固有决定性的关系，而商业消费主义的冲击还在其次。因为政治禁固本身就是反道德的。何况，功利主义虽然是社会的基本主导取向，但并不是人类精神的全部方式，人生在世，除了求名、求利的生活层次，更还有超越名利追求的内在生命精神。内在生命精神是人类自觉意识的反应，它关心的是自我生命的完善和超越，大我之表现则是关心社会，关心人类文明，关心神奇自然。只有内在的生命精神（由此必演化出内在的根本性文明精神），人类才得以文明，才得超出狭隘的功利原则，才得以走出兽性状态。这是绝对精神。充分的自觉理性和生命精神是一体的。　文明的中坚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除了合理的功利主义和游戏娱乐之外，还应该有作为生命关怀的绝对文明精神，或按中国传统文化称为求道的精神，即关心生命自我的意义价值、关心现实社会的发展、关心人类文明的命运。真正的关心当然是知行合一的。可惜这种精神也快和濒于灭绝的珍稀动物差不多了。具有求道精神的人是人类文明在极度黑暗中的希望的明灯，是社会昏睡大意时的良知的守望者，是文明不断超越的开路先锋，一句话，是文明的中坚。具体而言，称得上文明中坚的有以下几类人士：一、任何时候都能不顾个人安危，捍卫文明精神，其中关怀意识只是最基本的；二、理智定位，踏踏实实地致力于点滴改良；三、晓于利害但勇于探索。任何时候，保持文明的纯洁、朝气和元气是最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目前都受消费主义、影视世俗快餐文化的冲击，这都含有消弱生命精神的因素。内在生命精神的丧失，将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失去足够的精神动力。放眼世界各国，虽然大部分比中国要好一点，但在商业世俗功利主义冲击下的精神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重重问题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中国更复杂。一个社会文化的败落，必然体现为内在生命精神、文明精神的丧失。文明精神主要是由文化精英体现的。文化界由学术思想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律师界和文艺界五块构成。学术思想界是文化的核心，但却面临学术工具化、专业化陷井、健全人格知识分子的缺失三大问题。而教育则被意识形态化和行政化，结果在主导精神、教育投入和办学模式、教材、教育管理体制四个基本面都存在相关的严重问题，形成异化的教育。在以上情况下，出现普遍的精神危机和社会恶性化已不奇怪，邪教在各国浮出海面只是一种预警。　快乐有层次也许，我最终并达不到自我期许的境界，实现理想目标，但一个已经自觉的人已是既便毁灭都不可能走倒退的路了。从自利的角度说，人生当然是为了快乐和幸福的，对此人们的感觉有多种多样，但我认为它并不是纯粹主观的，快乐和幸福有不同的境界或层次，不同层次的人是无法沟通的，而一旦体会到高层次的快乐，就不可能再以低一层次的快乐为满足，甚至根本就忍受不了。奋斗的过程能体会到许多快乐，不同的奋斗有不同的快乐。　人生需要三重归属从人的心理需要而言，我认为健全的人生需要有三种归属：一、心灵的归属，或者说信仰的归属，这方面我认为基本上没问题了。二、事业的归属，事业是生命自觉展开的一种形式，一种定位。从事艺术创作、科研探索、改良社会、文化教育、经济运作、慈善公益等都是很好的事业。这已不成问题，我觉得自己对改良社会和文化教育更感兴趣。这两方面一为近功，一为远效，可做和需要做的事很多。三、情感的归属。爱情、友情和亲情，都很重要，否则人生总是残缺的，令人遗憾的。三种人生归属是有质量的生存的必须，否则充其量只是一种麻木的生存，很可悲的。对很多人来说，对这三重归属基本上没有什么体悟，也谈不上什么需要。而在自觉的人看来，那种自发状态的生活，是不可能忍受的。有些人要稍进一些，但只有事业的归属或感情的归属，或仅有其中之一，实质上仍只是一种寄托，而非归属。有些人虽已找出归属，却并非出于独立、透彻的思考而得。分析其原因，有的则部分出于溥衍的惰性，有的是受环境、传统的影响，甚至陷入可怕的盲目偏执，步入魔道而自以为是听到真主在感召。相比之下，自觉的人太少、太难了。不是独立、自觉的信仰，都是假信仰，都是着魔的体现。然而，所谓心灵的归属，却只是因为感悟到了极致，碰到了人类理性的边界，遇到了那一既不能推翻又不能求证的永恒问题，于是只能归于“信仰”，信仰“真主”、“上帝”、“天”、“道”、“焚”等等。从深层次说，生命在宇宙中本就很孤独、很迷茫的。信仰使我们走出迷惘，走上“天道”；　使我们获得勇气，使我们走出孤独，天人合一，与上帝同在、与真主相合、超越空有。　2000．6．24日晚初稿7．1修定　四明越人（完，免费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