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为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温州模式”的“实地演示”。如果说来温州参观考察或请温州专家去介绍经验，由于没有温州人的直接参与而很难移植温州的做法，那么，成千上万的温州商人在那些原先自然经济观念或计划经济观念比较深厚的地方安营扎寨，则对它们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温州有10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客观上是在为那些地方作“温州模式”的“实地演示”。温州人以崭新的经营方式推动所在地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而且，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温州人一边挣钱，一边传播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意识和本领”。对一些地方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起到催化作用。温州人具备“自主意识、创业精神、创新思维、负重品格、风险观念、经商能力”，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任何经济教科书所不能比拟的。
第四、为外来人员提供了市场经济的“实战训练”。温州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既表现在本地经商人员流出多，也表现在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流经多。据调查，一些有过“温州经历”的外地人，在温州学习了经商方式、办厂经验，回家乡经商、办厂，当了“小老板”。客观上温州成了市场经济人才的一个“培训点”。这里主要是两类人员：一是外来务工人员。八十年代末温州外来人员形成规模，现在百万人以上，按流转平均周期计算，累计有三、四百万人，其中一些素质比较好的，在这商品经济的“实战训练”中，从观念、见识到能力都得到转变和提高，回去操办了个体工商业。另一类是来温进货的外地人，从销售温州货开始，借机了解温州货的生产过程，便回头自己搞生产自己销售。有人曾调查妙果寺场走下坡路的问题，上述情况即是其中一个原因。虽然，以上人员比例不高，但温州人确实培养了一批市场竞争对手，这是不是可以看成温州作为试验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额外贡献”呢？
费孝通先生在十年前从流通的角度考察温州，认为“‘温州模式’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本文意犹未了的问题是：“人家学温州，温州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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