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迁与实践活动

摘　要：社会结构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发展则是一个社会结构变迁不断发生的历史过程。社会结构变迁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主要有两个互相关联的环节：一个是体现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微观层面，另一个是体现在社会结构变迁不断发生的宏观层面，两者统一于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既表现为社会结构变迁，又表现为人类社会历史不断进步的过程，因此实践活动是沟通社会结构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桥梁。　关键词：社会结构变迁；实践活动；社会发展　马克思说，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60)从而，社会结构变迁与人及其活动方式“实践”和存在方式“历史”相关。马克思关于“社会”是“社会关系总和”和“人们的交互作用的产物”都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加以概括的。这一涉及“人”、“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论断，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重要线索。“人”因为是“社会”的，故为“社会关系”而存在；“社会”亦即表现为“社会关系”的人；“社会关系”则体现着人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这样，由“人的本质”问题所派生出来的“社会”与“社会关系”和“实践”与“历史”等便存在着统一的、内在的联系，从其中任何一者入手推演出或观察到其中另外的任何一个，这就为我们从社会结构变迁的层面上理解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条内在的线索。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尺度　如何看待人的全面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同历史进步整体过程相关联的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表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1］(P305)在《致巴·瓦·安年科夫》则指出“人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1］(P532)马克思还在不同的时期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历史发展内在逻辑作出了许多深刻的阐述，他认为，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物，“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72)，“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P60)。同时，“社会结构”“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P71)。这个“一定的个人生活的过程”只能是社会实践，“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P74)。“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个人行为变化的基本因素。”［2］(P1)因此，“社会结构”便同“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过程”相关联。　综上所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生活或社会实践、历史进步、社会结构(变迁)是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基本概念或事实，据此我们可由“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概念展开社会结构变迁问题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涵盖诸多学科、涉及到人的实践活动的诸多方面，包括个人关系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个人需求的“多方面”发展、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等几个基本的方面。［3］关系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物质生产活动是形成人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等诸因素交互作用的枢纽和关节点；个人需求的“多方面”发展，需求派生出生活方式，需求的结构体现了人的发展水平；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们能够不断地超越分工的局限自由地活跃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意味着人们能够通过生活内容的不断开发而充实生活的意义丰富生活的内涵。因而，人的全面发展规定着社会结构变迁。　人们的社会活动，表面上看起来，仿佛是由社会集团或少数人操纵的，实质上是整体上的综合起来的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发展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时所说的，作用于历史发展的是一些愿望彼此冲突互相妨碍的“个人的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而最后出现的结果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4］(P697)这个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决定着社会结构变迁的总的向度，便体现着特定条件下“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和方向。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其中所涉及的个人关系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个人需求的“多方面”发展、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展开的，这便使得“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难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一种普遍联系、交互作用的关系，人的社会行为是条件性的，因为没有他人的活动，任何个人的活动都无法进行；同时每个人的社会行为又都是别人活动的条件，不管个人在社会行为过程中的主观意愿如何，也不管这行为客观效应如何(是有益的或有害的)，他的行为总是在客观上成为别人活动的条件。因此，一切个人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只不过这个条件既可以是他人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可以是妨碍他人发展的不利因素。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达到自己的最高境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人的发展中的这种相互关系，实际上反映着社会结构的状况，而这种关系的演变则反映着社会结构变迁。　人的全面发展的水平也是评价社会结构变迁的价值标准。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和解放过程。而所谓人的发展、人的自由和解放之根本意义取决于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状态的理解。“我们必须赶快从需要适应发展的概念转到以人为基础的发展的概念上去，它的首要目标是人类的独立完成。……这个概念就是将人类以及人类的存在和生活的方式置于一切事物的最中心。”［5］(P171)这就是说，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也是社会发展一个基本规律。人类历史业已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正是一部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而不断进步的历史，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形态，都经历着人的发展这个价值尺度的查审，并在按照人的发展这个价值尺度所发生的改造中走着一条不断演化发展的历程。而人的发展是要以社会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并且个人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总要通过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社会性活动才能实现，因此能否保证和如何保证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评价一个社会及其结构变迁的价值尺度，同时，这个社会性活动正是使社会结构变迁发生的原因。从而，人的实践活动中并由实践活动决定的人的发展状况不断地为实践活动赋予了质性的内容，从而，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结构变迁标定着历史的向度。　二、实践活动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终极原因　实践活动的展开即表现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人的实践活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环境等诸多领域，各大领域、各个层面运行机制的不断优化以及这种优化所呈现的社会进步态势就是社会发展”［6］(P109)。实践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使构成社会多重因素在实践的活动中共处于交互作用的状态之中，这些交互作用着的多重因素也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作用方式，从而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历史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　既然社会结构变迁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活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呢？我们将从实践的基本的特点对此问题加以进一步的分析：首先，人在实践活动中是一种结构性存在状态。人的时间性和发展性本质结构作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过程，其现实形态只能是实践。康德认为发展问题不是由经验所能解决的，而只存在于超感性世界之中。在人身上不仅表现着当下所涉及的各种关系(主要地由人与对象、人与人两个基本方面所派生出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还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结构形态的存在(人从事实践活动的历史经验、人的文化背景、人的现实的以及在活动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需求结构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其次，人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历史过程。“过程性的意义在于，实践是一个永无完结的状态，具有不断上升、进化和发展的特性。如果没有上升、进化和发展就是循环，循环虽然也可能具有不停止的外在形式，但它一开始就是结束，故不具备过程性。”［7］因此，循环的历史时间等于零，故其也就未发生变迁。自然，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就其外在形态上，不断地经历着改朝换代的“运动”，但其社会结构却未发生以质变为特征的变迁。因而，从总体来说，人的生存境况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并未有任何变化，历史并没有发生本质的进步。再次，实践活动本身有一种固有的内在结构。实践既是一种合目的性的活动，在对现存世界的否定性中体现着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意义；又是服从外部世界规律的合规律活动。实践活动的基本结构可以概括为由“思维活动——物性活动——目标指向”[1]其存在的方式是始终处于复杂地作用着的各种过渡转化形态之中。“思维活动”在明确的“目标指向”中过渡到“物性活动”，“物性活动”是表现为明确的“目标指向”的“思维活动”的直接形式，“目标指向”是从“思维活动”与“物性活动”的内在联系中派生出来的。实践活动这种固有的内在结构展开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表现为把握社会的方式，对社会的根本态度，评价社会的最高尺度。以上从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结构性状态、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以及实践活动本身的内在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实践活动的特点，证明了实践活动的特点决定着其对社会结构变迁的作用。实践活动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方式，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结果不仅促成了以变革社会性存在方式实现着社会发展，而且由于实践活动在其展开过程中改变着人们社会存在相关联的交互作用着的因素的状态从而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迁。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现实中的”的人所创造的“一切历史”，都存在着共同的“前提”、“活动”、“事实”、“关系”，等。即“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1］（P78-81）这表明人类普遍地处于一种共时性的存在状态，人类历史从这“四个因素”或“四个方面”出发，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历经各种社会形态发展到今天，人们的社会生活面貌、社会结构无不反映着马恩曾经指出的人类“一切历史”的“四个前提”或“四个方面”演化派生。这个事实表明：由于那具有质向同一性和普遍意义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作用，社会发展在其展开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对近代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工业革命对社会的改造，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超过了任何历史事件。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所指出的：“工业社会——主要是那些北大西洋沿岸国家，加上苏联日本——是商品生产社会。生活是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界进行竞争。世界已经成为技术的和合理化的世界。机器处于主导地位，生活的节奏取决于机器的速度；时间是按顺序的，有条理的和均匀间隔的。”［8］(P137)其实，贝尔所观察到的现象不过是对马克思一百五十多年前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大”［1］(P277)的又一个注解。由此我们可以深刻地体验到人类实践活动对社会结构变迁的伟大作用。再拿因特网时代的社会变革为例，我们将会更为深刻地预测到人类实践活动无限扩张的伟大力量还将使社会结构发生何等深刻的变迁。今天“正在发生的全球信息化进程把人类社会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同以往的社会相比“不但具有全新的社会结构特征”，“而且也具有全新的社会时间形态特征”：工作与休闲之间的模糊性成为一种结构化、制度化的典型形式，人逐渐退出机器操作过程而主要从事知识和信息生产，创造知识和掌握信息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工作时间大为缩短的同时而使得增长工作能力往往要通过目前仍被视为休闲时间的那些活动各类来获得。上网、阅读、从事创造性和审美活动为个人“生产”着社会资源(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文化资源(掌握立足于社会所必须的知识和信息)和经济资源(产生创意和商务活动)，这使人们“感受和体验”着社会不但“休闲越来越像工作”，而且“工作越来越像休闲”的变化。［9］(P108-111)马克思曾经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0］(P532)在信息时代，因特网技术使空间拉近与时间压缩重新整合了社会的共时性结构，体现着人的能动性历史创造活动对历史进程的改变，其结果是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实践活动整合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状态。要深刻地理解社会结构变迁，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实践活动在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作用机制，由此探寻实践活动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作用。我们知道，实践活动总是由生活在一定时代的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普遍的人类实践活动总是通过具体的、有限的人类活动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样，具体的、有限的实践活动必然要向总体的、无限的人类实践活动转变。实际上，“每一特殊就是整体本身”，实践的发展就是“一种整体化运动”。［11］(P223)实践活动的这种“整体化”过程实质上意味着“分工”与“交往”的特征。[2]因此，本文将进一步从实践活动中存在着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视角分析实践活动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和作用。　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之下，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态。新的社会分工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阶段的必然要求。它的实现需要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并进而引起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的变化。但是结构的固有状态所造成的惯性却束缚着它，使社会分工往往经受许多阻碍才能得以实现。今天，我们认识社会结构这种保守性的目的，旨在发现保守性中潜伏着的革命性因素，使保守性一方面能够为既有社会分工功能的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具有适应社会分工发展所必须的变通度。　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将必然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会产生新的社会组织、新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乃至新的价值观念，使制度、习俗和文化观念发生新的变化。社会分工的发展，还会引起人际关系的变化，为人际交往造成新的联系通道，进而使社会群体意识发生新的分化组合；与此同时，出现伴随分工改变而给语言带来新的变化，导致不同群体为语言变化所产生的新的语意背景所隔膜。这些问题，需要不断地通过社会整合以避免冲突而保持群体的和谐和稳定。涂尔干认为，“分工绝对不会造成社会的支解和崩溃，它的各个部分的功能都彼此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倾向于形成一种平衡，形成一种自我调机制”。孔德从分工中看到了“社会生活最本质的条件”，他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并不是纯粹经济现象的命题。孔德说，“人类的不同工作就会不断得到分配，它构成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因素，构成了社会有机体一天比一天扩大，一天比一天复杂的主要原因”。［12］（P16）　社会分工就其形式而言，仿佛仅仅意味着行业或工种的分布使个人在社会群体中处在不同的结构形态上，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象的认识，其深层的意义在于：社会分工所造成的乃是使人们由于所从事的活动的历史意义的差别性而被分布在衡量历史进步尺度的历史时间的坐标上。使每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都在分工的条件下具有了历史的位势。人们由于社会分工造成的差别性而以自己的活动赋予历史时间以具体的质料，从而使自己在实践活动中走向了不同的历史时间维度，因而便使人们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马恩指出：“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1］(P68)“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本身便是一种通过人类历史文化创造物、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观念形态而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结构性状态，在“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身上还通过人类文化发展水平体现着历史时间的内涵。这样，人如何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发生关系，标志着处于历史时间的坐标点，从而标定着社会结构的位置，决定着社会结构变迁。于是，不同的分工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历史活动舞台，使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的作用也不同，这也实际上造成了人们不同的历史时间坐标。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不断改变着的状态中按“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同时也相应地处于不断改变着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从而从这些“现实中的个人”在发展着的“生活过程中”　产生的“社会结构”也会不断地发生变迁。［1］(P71)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已经通过分析三种所有制形式说明“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P68)，论证了社会分工产生的社会结构变迁。　交往与社会结构变迁　交往形式决定社会结构。交往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和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序列，与不同的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指出：“在贵族时代，每个民族或每个个人，都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同其余的民族或个人隔离。”“在民主时代，人们的积极好动和强烈愿望，使他们不断地改变其住所，而不同地方的居民，便由此杂居相处、彼此交往和取长补短。”［13］(P597)他实际上指出了两种不同处在社会结构中的民族之间的差别：落后的民族，交往很不发达，甚至没有什么交往，而先进的民族表现为积极好动和彼此交往。托克维尔的论断给予我们如此启示：交往是促进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在交往的作用下，随着主体间交往的拓展与深化，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进程不断地被压缩，使得社会结构内部多重因素急聚变化，推动着社会结构变迁。　从实践的横向结构来看，实践活动又分为生活活动和交往活动两个互为前提、互为媒介的侧面。交往（Verkehr:　Commerce）是一定的主体以他为对象的活动，是人与人之间（包括人的个体之间、社会集团之间乃至阶级、民族之间）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说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交往则是人与人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主客体交互关系的中介”，是实践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拓展和延伸”。［14］(P157)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考察了交往的历史形态及其社会功能，考察了历史发展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交往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联系。在最初的交往形态下，人们的生产和交往主要建立在依赖天然的自然界和肉体自然的需要以及自然分工的基础上，各个个人通过某种“家庭的部落的联系”而结合在一起，人们生活在以血缘联系起来的“共同体”中，个人的活动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而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正式形态下，个人成为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单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一方面在孤立状态下进行生产，但另一方面其生产的目的实现则取决于社会的需求程度。“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15］(P63，66)在这一社会中，人们的共同体或共同本质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个人采取了自由发展的形式外观，但自由发展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这种自由发展是有限性基础上的有限发展，因而又是最彻底地取消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在未来社会处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交往形态下，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一致起来，人为真正的“社会性动物”，社会成为每一个人的本质表现，各个个人在彼此的自由联合中获得自由。活动的分化，新的活动领域的开辟，交往的每一次扩大，都意味着人的新的需要的产生，新的本质力量的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这也就是所谓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发挥，就是造就人的全面性。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16］　(392、486)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思了一个理想模式：现代社会结构以“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共同体的民主的自我组织”为规范的核心，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交往理性为基础，社会不再是目的合理行为的共同体，而是“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17］(P240-241)显然，无限制的交往只能是实践的一种发生在“理论真空中的理想”状态。实际上，实践总是表现为人类具体的、有限的形式的实践活动，实践总是具体实践活动的一个总体化的过程，这样，“无限制的交往”只能是有限制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有限制交往”具有无限交往的可能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走着这样一种历史进程。　交往推动社会结构变迁，从而使社会发展处于更加开放的环境，交往的本性决定了民族的发展必须置于世界历史的坐标上才有意义。交往“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P114)在实践活动中，一切与当下历史创造相关联的因素统统被纳入的共时性的结构状态之中，于是，在“历时和共时存在的不同实践主体之间”的“以变革世界或生存环境为目的”的诸因素的沟通、制约、渗透、改造等交互作用便以交往的形式发生在实践活动过程中。［18］(P162)从而，交往以改变“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结构变迁，使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事情，而且还与其它民族有关。各个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世界的普遍交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推动了民族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使每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在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发展中发生质的裂变，民族的发展日益走向世界，其社会结构在这种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日益具有“人类社会”总体的特征。“交往是解决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本途径；历史在空间维度上的交往分工的拓展，是历史在时间维度上取得进步的前提。”人们的资源空间、知识空间、自然空间、信息空间、资本空间、制度空间、文化空间将得到扩展，更为社会化的分工成为可能，人类必要劳动时间和包括资源、资本、人力、知识、制度、文化在内的广义社会资源将得到最大程度的节约。同时，交往既通过“不断地生成新科技、制度和文化”引起社会创新，又通过“引起吸纳其他已发明的先进技术、制度、文化，从而节约重新发明的时间和资源，直接超越发展阶段”的社会跨跃。［19］19世纪中叶以来，正是由于世界性的交往打破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在封建主义小道上徘徊不前的局面，使中国逐渐被卷入了世界交往的大潮。由此中国的生产力不仅同本国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而且同世界上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交往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嬗变，来到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　特定社会结构的状态决定着该社会与其它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由生产及与外部交往的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一个社会的生产则不单纯是这个社会内部的事务，它受到这个社会所处的内外环境交互作用的双重影响。交往影响着社会结构的转变，而社会结构则制约着交往的发生、发展。　交往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源是社会结构内在潜能的释放。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说：“新结构的连续加工制成是在其发生过程和历史过程中被揭示出来的——既不是预先形成于可能性理念王国之中，也不是预先形成于客体之中，又不是预先形成于主体之中。”［20］(P104)这个观点的借鉴意义在于，社会结构的任何形态既不是主体实践活动的超验理性，也不是原型社会的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现实人的实践交往[3]过程中发生的。而人的实践交往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表现，实践交往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结构诸共时性交互作用因素处于变化状态之中，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共时性的结构同时也是历时性的流变转化状态，因此人的实践交往过程便是发生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结构变迁。迄今为止，普遍地发端于“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或“四个方面”的人类历史，［1］(P81)在各民族具体的历史发展中却呈现着巨大的不平衡性与不同步性的状态。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合乎逻辑地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答案，我认为，这首先与人们在从事历史创造的实践活动中所处的状态有关。所谓状态，是指主体的主观活动及其与客体结合的方式。状态的差异性是上述不平衡性与不同步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从发展的角度看，说明人类社会蕴藏着无穷的发展潜能，历史的节奏是非线性的，社会结构在各民族具体形态中的差异性总体地构造着不同历史时序状态的交互作用，从而，社会结构变迁就表现为各民族不同历史时序的发展状态始终在统一的历史时间尺度整合中调整着发展的节奏；从实践交往的角度看，这既反映着实践交往的当下状态，也预示着实践交往进一步展开的趋势。　三、社会结构变迁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　社会结构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发展则是一个社会结构变迁不断发生的历史过程。社会结构变迁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主要有两个互相关联的环节：一个是体现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微观层面，另一个是体现在社会结构变迁不断发生的宏观层面，两者统一于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既表现为社会结构变迁，又表现为人类社会历史不断进步的过程，因此实践活动是沟通社会结构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桥梁。　社会结构变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阶段性质变状态，一般地表现为社会形态的一次转变，如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或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社会结构处于由渐变到质变的运动状态。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中，构成社会结构的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方面交互作用的要素或因素处于渐变状态，其内在的矛盾运动依然保持原有社会结构的现在性质。马克思曾对经济结构变迁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形态转变的研究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1］(P33)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指出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变迁也是一个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一个社会形态”的历史时期内，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全部经济活动及其相关的因素处于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同时，从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反映着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揭示了由经济结构变迁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事实上，如果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我们将能从经济的以及由经济所派生出来的文化的、政治的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变化过程中认识社会结构变迁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从总体上说是一个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历史学家们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司马迁是一位早已把握到历史与社会结构变迁内在联系的史学家。他那部以人物、典章、制度为经纬的宏篇巨著《史记》率先突破“以日月为远近”“以年世为先后”记言叙事的《春秋》体例，犀利的目光穿透事件的核心直指历史的逻辑发展过程，形成了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的整体时间框架。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历史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存在着不同的结构运动，每一种结构运动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时间节奏。他关于“三种历史时段”[4]的划分，说明对历史时间应当有多层次的理解，从而对历史事件的注意转向对社会文化经济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更为深层的历史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所把握的社会结构变迁是一种超越日常时间的内在历史时间的结构，在历史唯物主义特定的历史视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形态及其演进就是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内在逻辑时间结构。马恩曾把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归纳为“人的依附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第二大形态”或“第二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马克思在《政治学批判序言》中以进一步强调：“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1］（P33）总之，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呈现着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就其内在的社会结构而言，各种社会形态的演变更替都明显地隐含着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变化，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就是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从一种样态到另一种样态的变迁。当代社会学家们以技术革命为标志把社会形态演进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而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则主要地体现着由生产方式的变更引发的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今天正在发生的由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所引发的是更加广泛、深刻而极富意味的社会结构变迁，一个信息方式逐步取代生产方式的时代即将来临。显然在行将到来，更确切地说是我们正在步入的，那个信息方式占居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工作与休闲的界限近于模糊以至消失，物理时空不再成为交往的障碍，即便我们居住在今天看来十分偏僻的边远山区，你也可能成为大洋彼岸的一家公司的职员；甚至公司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存在的，从理论上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这是因为，只要我们具有无限的信息处理能力，那么通过个人电脑并借助因特网技术，我们便可以拥有并控制整个世界的“资源”　——信息，从而让我们的意志支配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2］陆学艺.社会结构的变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马德普.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J］.社会主义研究，1997，(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5］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M］.中国展望出版社，第162页.转引自丁立群.哲学·实践与终极关怀［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6］夏禹龙.发展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7］商景龙.科学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地位［J］.东岳论丛，2002，(5).［8］［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新华出版社，1997.［9］王雅林.信息化与社会时间形成的转型［J］.学术交流，2000，(5).［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人民出版社，1972.［11］［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2］［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三联书店，2000.［13］［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商务印书馆，1997.［14］张雄.历史转折论［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1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人民出版社，1961.［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转引自刘奔．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J］．哲学研究，1981(10)．［17］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8］张雄.历史转折论［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19］王善平.交往：不可遗忘的发展维度［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5).［20］［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商务印书馆，1981.［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商景龙（1963－　），男，湖北武汉人，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1]　所谓　“思维活动”、“物性活动”、“目标指向”是实践活动中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交互作用的因素或活动，其区别只有相对意义，这里的区分仅仅是便于分析研究、说明问题的一种理论抽象。——自注[2]　“整体化”过程，是具体的、有限的特殊形态向着整体的转变。因此，任何具体的、有限的存在者的活动相对整体的活动来说都只是一种分工的具体形式；而不同具体的、有限的存在者之间在其整体化运动过程中都在从互相的作用中不断地渗透、转化、吸收和借鉴以期超越自己的局限性，而这种相互作用实质上就是一种交往活动。[3]　无疑，“交往”涵摄于“实践”之中。笔者认为，此处单独使用“交往”不能确切地表述内容本身的意义，故并列地使用“实践交往”，以便在强调“交往”的“实践”属性的同时，突出“实践”的“交往”特征。下同。[4]　布罗代尔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存在着相当多的变化发展速度和频率，而不是人们以往所认为的单一节奏。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各种地理环境、社会组织、文化传统、心理结构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这些结构甚至能阻碍历史的变化，使历史时间停滞，布罗代尔称之为“历史的长时段”。“历史的中时段”则是指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的趋势，物价升降、工资变化等一般是经济史和社会史最先注意的现象，这一时段的波动周期大约为10年、20年或50年，是特定社会结构中较易变化的因素，或者可以说是导致历史变化节奏快慢的一种推动力。那种在特定地域或空间，变化速度很快，在短时期内对人类群体及历史能产生短暂影响的，布罗代尔称之为“历史的短时段”，包括传统历史学所关注的历史事件，如战争、革命、冲突、缔结条约、王位更迭、改朝换代，以及一些伟大人物的生死和喜怒哀乐。（完，免费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