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造就了一个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作出了一系列别国执政共产党人几乎想象不到的希世之举。其中巨擘大端有三，按时序排列：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一九七八年至今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前两项都是毛泽东晚年亲自主导的惊天杰作；它们的严重后果，特别是文革造成的山重水复、人心思变局面，使得毛身后的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成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原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唯一例外，开创了出类拔萃、自树一帜、独领风骚的振兴之道。目下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发达的新时期，也正面临著攸关前途命运的高难度挑战。
综观毛泽东晚年主政与众不同之处，若就意识形态或“心态文化”大本大源而论，要中之要在於：彻底否定人性两大本元──利己的私心和利他的爱心（公心）必须相辅相成这一基本公理常识，完全扬弃了“两心调谐”的优化当行之道，走上了 “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唯公一心论”极端。毛晚年发明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都以这种极端化的“至善”济世之念为圭臬，并锲而不舍，至死不渝，在自己的党和广大人民中全力贯彻之，终至演化成为一条同苏联和东方实验区几乎所有“兄弟党”成员分道扬镳的毛式社会主义道路。
本文所论，就是这场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超大规模“唯公一心论”社会实验的来龙去脉。
青年毛泽东早就感悟“心态文化”的重要性。他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了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主要由於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相信必须从大本大源──探索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著手。
他非常强调把握人心趋向的根本原因。“今后……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大本大源”何谓者？笔者以为当从灵性人类的心态调控机制来理解。
人类幸为“万物之灵”，以拥有天赋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为区别於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特徵。这种能力既可造福，也堪肇祸，唯运用得当，方能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通过创新发明实现发展进步。
人类特秉创造能力如何发挥作用？诉诸情理常识，显然受到两大调节元（简称两心）操控。
其一为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称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与自我意识、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Personalism）意义相若。人类的私心出诸生物本能，是谋生存，谋幸福的动力之源，也是驱动灵性创造能力的根本原因。离开了这个不可或缺的私心，人类不仅无所作为，而且物种也将不存。
其二为利他之心，即人们常说的爱心；爱心扩展到集体，就是所谓公心了。利他之心堪以导引、制约私心，防范私心极端化，免於堕入损人利己的“自私”罪恶之渊，建立利己又利人的良性“两心”联合运行方式。利他的爱心或公心因此被视为人世间美轮美奂的高尚情操，道德滥觞。
有了这种两心协调机制，始得建立人类社会生活，人类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方有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从而催生科技发明和制度革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社会前进运动。人兽之别，於是分明。
利他之心从何而来？是否天生本能？
生物本能的利他之心相当微弱，通常仅堪维系配偶、血属等“首属群体”的阶段性共存关系，以保障传宗接代，延续物种而已。上述具有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利他之心，应称之为“高阶”利他之心，是灵性人类特有的属性。这种“高阶”利他之心决非无缘无故凭空产生，只能经由人类特秉灵性感悟、从利己之心转化衍生而来，或者说是一种升华了的非常高明的超越型利己之道，以相对独立、甚或对立於私心的形态，发挥导引、制约私心的神圣功能。
唯其如此，人类拥有的“高阶”利他之心，不可能得自先天遗传，需经后天传承、培育、弘扬，方才成得气候。
利己与利他之心交互为用，以“两心调谐”求优化运行，莫非就是合乎“中庸”的“天下之达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与鸟兽不可言仁”）的大本大源之理？
──本文所用“调谐”（Harmonious）一词，指通过调节有关互相影响的因素，配合协调，获得有效的以至最佳的运行工况。按诸无线电学关于调谐的定义，当调节可变电容器或电感线圈，使收音机接收系统与无线电波达到谐振（自振频率一致）范围，就进入了有效收音工况；如达到确切的谐振点，则可获得音正量足的最佳收音效果，称为调谐工况。
毛泽东早年对於人性“两心”具有非常透辟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毛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后，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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