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城市和东部逐步形成，改革先走一步的农村变化反而不大：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改善较缓，人畜疾病流行，农田缺水，科技小组解散了，农业机械变成破铁了，儿童辍学。如何看待农村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现象？本研究[1]对云南省一个县进行田野调查，观察农民赖以进行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并讨论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一、引言
20年前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给了农户种植和管理。为自己种地的积极性释放出来后农业产量提高了，农村温饱问题总算基本解决。20世界9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发展迅猛，但中西部农村仍然被贫穷困扰。农业和农民的状况虽有改善，但小康目标并非鞠手可得。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纯收入无增长，甚至连年下降。按国际贫困线而论，中国21％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只有2美元，53.7％还在2美元以下挣扎。[2]一些文献集录了农村种种“三农”问题，农民充满了沉默的忧怨，农村地区的状况令人担忧。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其它国家同样的困境，贫富悬殊加剧、城乡差异增大，不利人群缺少机会和资源成为核心问题。[3]审视中国从小农经济向现化过渡的历史，“三农”问题在过去一百年里，一直是发展的主要问题。因为农民没有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在中国曾经形成了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4]民国时期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有过乡村建设运动的尝试，期望在工业化发展而农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振兴中国农村经济。梁濑溟尝试对农民推广乡村教育，主张对西方来的“现代化”要根本改过，在乡村中建立新文化。[5]晏阳初认为中国教育要与乡村发展结合，提高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知识技能。[6]陶行之认为改造中国教育的着眼点应放在乡村建设上……活的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7]共产党的前辈领袖们指出：农村中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要改变工农大众被排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之外的不民主社会。[8]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建立他们拥有平等地位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9]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行动。
50年代中期后，新中国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对农村经济进行改造，实行了政社合一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管理体系，整合了农村社会的需求，包括乡村水利、医疗，救济和农业技术和教育等。这些社会公共服务依托于人民公社这个社会结构发挥作用。但过分平均主义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挂帅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以平均主义的集体经济改造农村的实践以生产低效率而告失败。农民又退回他们熟悉的个体经济。吃是够了，但有个天灾人祸，一家人就陷入困境。
康晓光则主张从制度运行的角度对农村贫困成因进行分析。[10]他认为国家经济结构和政策对社会生产形成了不平等的收入和分配制度，形成了农村收入和分配之间的不对称，造成农村在经济体系中边缘化。霍尔和约翰斯（hall and jones）[11]对127个国家人均经济产值进行比较，发现有型资本和教育程度只能部分地解释每个人的单位产出。他们提出社会的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 ）——生产单位和政府的政策、生产组织形态、社会机构和培训等等，是导致各国资本积累、教育程度、生产力提高，以致于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些看法同前面提到的中国早期农村改革试验和中国革命理念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把农村发展问题指向整个农村社会环境和制度的改造。这与经济学家们主张的农业和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与科技的理念相异。[12]如何看待农村近十年来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农村和农民的现状如何呢？如果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是重要的发展条件，那它们在农村包括哪些主要构成呢？基础结构如何影响或制约农村地区的发展？本研究对云南省中部一个县（下称云县）进行田野案例调查，通过观察西部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来探讨这些问题。
二、调查县基本情况和研究方法
云县地处云南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人口49万，彝族、哈尼族占40％，农业人口占90％。全县85％地区是山区，海拔在1400至2300米之间。有15个乡镇，其中8个贫困乡（4个为全省级特别贫困乡镇）。除粮食种植外，县内有传统的蔗糖种植和加工业，烤烟种植和卷烟生产，以及新兴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业。该县被认为在云南省经济水平处于中上等。表1是云县的财政收支情况。2000年，本地农产晶的加工业（制糖和制酒业）对本级的贡献为13.99％；糖酒的一部分利税为国税抽走，香烟利税全部被国家直接抽走。农业种植业（粮食、甘蔗、葡萄和烤烟）税收是28.72％。这两项收入共占总收入的42.71％；其它工商税44.2％。
烤烟种植和卷烟生产是云县主要的资金来源。烟厂以1.39亿元从农户手中购进烟叶加工。[13]2001年烟厂创造利税38.5亿，直接被中央政府以国税抽走。县财政获得转移支付补贴，本级收入1.26亿增加到本级支出1.93亿。表1右部显示89％的支出用于行政人员和教师工资。[14]在余下的11％的支出中，行政办公费用和还世行贷款利息用去5.82％，农业支援建设只落得5.18％，约1000万元，用于紧急支援、水利水坝、技术培训、购买畜牧良种、防治口蹄疫等等。这年为县城3万居民提供冻肉的工厂设备需要改装，从中拨走4百万元，县46万农村人口最终在财政支出中获得3.11％的分配，每人摊到15.4元，即使这微不足道的数额也在各级农科站被消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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