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村”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

随着“中国第一村”———江苏华西村的掌门人吴仁宝退居二线，有关“明星村”的议论又开始多了起来。第一村还能持续多久？明星村的村民幸福吗？华西村的分配制度合理吗？华西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了吗？

其实，在中国，明星村并非仅指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天津的大邱庄都是中国的明星村。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村庄中的明星，源于以下几点：一是高于普通农村的富裕程度；二是异于普通农村的集体主义模式；三是在集体组织领导下的共同富裕。事实上，中国农村有些地方的富裕程度不亚于明星村。明星村之所以为明星村，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富裕，而是因为它们的共同富裕，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集体主义的治理结构。

人们在关注这些明星村的时候，往往把共同富裕与集体主义的组织结构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然而，是集体主义的治理结构实现了共同富裕，还是共同富裕维持了集体主义的组织结构？这些问题恰恰是需要人们认真研究的核心所在。

上篇：集体主义的治理结构与村民的民主权利

目前人们最为担忧的是，随着掌门人的更换，明星村的集体主义的治理结构能否持久？这个命题的潜在假定是，明星村的组织结构是建立在少数能人或强人基础之上的，随着能人或强人的归隐，集体主义的大厦会轰然倒塌。这种顾虑或许有道理，但如果集体主义的治理结构本身就有强大的生命力，或者在集体组织的框架内能够不断地创造财富，那么少数能人的进退或许无法从根本上影响明星村的发展。

在我看来，脱离实践的形而上学分析毫无价值。在明星村的治理结构中，变量复杂，但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明星村的掌门人。正是这些掌门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明星村。如果对这一最大因素重视不够，那么，一切研究都会变形。从披露出来的信息看，明星村老掌门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内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二是对外的影响力和活动力。年逾古稀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对内一言九鼎，即使宣布退居二线，仍然能够在中国的最大媒体镜头前侃侃而谈，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活动力，让影视明星也望尘莫及。正是有了像吴仁宝这样的明星式的带头人，华西村才成为了天下第一村。因此，研究明星村的社会治理结构，必须始终把握这些关键的人。

毫无疑问，明星村的关键人物都是集体主义的倡导者。这种集体主义的模式脱胎于建国后的人民公社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包干运动中，不少农村抛弃了这种治理结构。但是，正是这些关键人物的逆风而行造就了今日的明星村。在一些学者看来，集体主义的组织模式是老掌门人的个人选择。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选择如果缺乏民意基础，恐怕无法实现。全国如火如荼的大包干为今日这些明星村的发展提供了多条道路，也为农村村民的自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土地承包还是集体经营可能最初源自领导人的决策，但如果在村民中间无法形成共识，那么集体主义的组织模式也无法建立。所以，今天一些学者在批判这种异于农村常态的治理结构的时候，可能忘记了当初村民们的选择权利。正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这种治理结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的观念也会发生转变，但是，正如当初的决定是建立在民主程序之上的，现在的改变也应该通过民主的程序，尽管这样做有太多的制约因素。所以，明星村中少数人的出走并不能反证这种治理结构的荒谬，相反地，它恰恰证明了在现代集体主义的治理结构下，仍然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而这才是民主体制下最可贵的财富。

如果将明星村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契约，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结构变迁中，明星村的村民集体选择了这类契约。在这类契约下面，每一个村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都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包括将积累的财富中的大部分留作集体发展基金的义务。一些媒体可能将集体契约上的义务与村民的个人财产权利混淆在了一起，认为明星村的决策者剥夺了村民的财产权。这种误解一半来自明星村宣传的误导，一半来自媒体记者对经济学的无知。从明星村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出于潜在激励的考虑，也可能是出于财务费用上的安排，将留存集体的部分财富直接量化到了社员个人，使得社员的收入有显著的增加，也使得企业在所得税方面有一定的减少。但是，只要集体性质的契约还存在，那么依照契约，这些留存在组织内部的财富就可以由集体组织支配。这是一种契约安排，与侵犯社员的财产权利毫无关系。明星村的领导在面对媒体的质疑时显然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承认这种集体契约的约束力，那么社员的实际收入就没有以前宣传的那么多；如果不承认集体契约的存在，那么截留社员的收入显然违反法律规定。

笔者的结论是，在中国乡村普遍实行承包制的今天，明星村的治理模式面临特殊的困难，它必须以社员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来证明组织的优越性。而这样做与发展集体组织经济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不管怎么说，明星村的发展离不开明星式的掌门人，也离不开明星村村民的集体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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