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读了吴思先生写的“探究雷锋”（吴思，2002.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2版），并为他留下的问题而一直思索。是啊，雷锋当时在记日记的时候只是一个18至22岁的孩子。他记载下来的东西只是一种青春期自我塑造人格的努力，一种如何度过人生，做一个什么样人的最初尝试，如果雷锋有机会继续走下去，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今天看到了《北京晚报》2002年12月14日关于“牛群：一无所有的日子”的报道，似乎有了答案。
牛群前后一共做了五次公证，除了将自己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牛群的商标与图形、广告费和劳务费等捐献出来，还将自己的五尺之躯、所有遗产和遗体都捐献出来了。我想这不比当年的雷锋差啊，应该说这是新时代的活雷锋。
但是有一点不同，当年的雷锋是小孩雷锋，而这个雷锋是53岁的雷锋，是成熟的雷锋，这是否回答了吴思先生的问题呢？
当然社会各界对此事有很多很多的质疑，主要是认为牛群是否为了炒作。笔者无意要擅自揣测主人公的心理，但是笔者可以就笔者的调查和自己的亲身感受分析牛群的简历。
笔者曾经写了一篇散文，描述了自己的理想和职业的最优路径：在45岁以前做企业；45岁至60岁，利用积累的操作企业的经验进入政府机构，为企业做后勤服务；60岁以后进入高等院校做教授，将自己企业经验和政府经验言传身教地培养后生，培养祖国的未来。
同时，今年的暑假，笔者利用挂职之机，走访了大量的企业家、官员和教授，发现虽然他们“文人相轻”，但是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都对其他职业很向往，如表1所示。奇怪的是，对角线上的数字是整个数据表中最低的，也就是说，人们普遍不满意现任的职业，连官员最偏好的也不是自身，而是做企业家。
人们的效用函数随着自身条件的改善会发生变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知道，人的需要都有轻重层次，某一层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层需要就会出现，并将人的需要划分为五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人们对其他职业都没有相对完全的信息，所以其它领域的职业总是有一种潜在的激励功能。同时，人总是有获得“全能”的称谓的欲望，因此，现代管理理论针对人们工作中的枯燥和人性的发展需求，提出了“工作轮换”的概念，因为它具有丰富知识能力、掌握业务全貌以及培养协作精神和系统观念等。所以现代社会人们的头衔总是一大堆。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牛群的简历。
牛群，男，知名相声艺术演员。1988-2000年曾连续13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现为现代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安徽省蒙城县副县长、同时身份还有牛群特教学校校长、牛群教育集团董事长、牛群中国商贸城管委会主任、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明星足球队队长等职。
牛群不仅是企业家——牛群教育集团董事长、牛群中国商贸城管委会主任，还是官员——安徽省蒙城县副县长、亳州市委副秘书长，也是教授——现代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牛群特教学校校长（一般来说，人们通常将编辑和校长当作“教授”而不是当作官员）。而且他还有很多别的头衔，如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明星足球队队长等。这些不仅满足了牛群自身的从生理的需求，还满足了他的最高的需求。不仅表现了他的“全能”，也体现了他的“自由选择”的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牛群能够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实现了自由选择，即达到了他的效用最大化。所以在他身边的小环境已经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东西，或者在他一个人身上有很多公民社会的东西，于是他就“具有”了公德。
正如吴思先生在“造化的报应”一文中所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就没有了根基。
所以笔者认为，只有建立了真正宪政和民主的国家，造就了公德的土壤，也才能成长一批批成熟的雷锋。
作于2002年12月14日夜北京（完，免费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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