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劳动力与市场

中国大陆有两个中国，或者多个中国。黄浦江边的中国充满机会、生机、繁荣、国强；黄河边的中国：落后、贫穷、社会矛盾激化、严重的社会问题成堆。作者认为，中国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如何解决两个中国的问题却是重中之重。

有人说中国好极了，有人却认为中国糟透了；有人说中国充满机会与财富，有人却说中国依然落后与贫穷；有人对中国充满希望与期待，有人却异常的悲观，认为中国危机四伏前途叵测；有人以为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和平的福祉，有人却说这是对世界和平构成一种新的挑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是见智见仁的事，不必强求有一致的看法。不过，这里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如何认识中国。

新加坡华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情结。比如，最近中国教育部修正历史教科书激起了海外内炎黄子孙的强烈反映，光《联合早报》就发表了多篇评论性的文章。由此可窥新加坡华人对中国的关注，内中不少文章观点各不尽相同，但是一股浓浓的中国情结还是跃然纸上。可是，新加坡对中国的了解方面并不多，至少笔者以为新加坡对另一个中国即“黄河边的中国”了解甚少。

“三农”问题令朱镕基头痛

中国大陆有两个中国，或者多个中国。全球经济不景气，而中国那边似乎风景独好，世界看好中国，《华盛顿邮报》也有文章说，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这个版本的中国是对的，也是真实的：充满机会、生机、繁荣、国强。这是黄浦江边的中国。黄浦江、上海，那是一个充满机会、充满希望的一片土地，全世界都看好她。但是，别忘了还有另一个中国，那就是黄河边的中国：落后、贫穷、社会矛盾激化、严重的社会问题成堆。这是中国著名的学者曹锦清教授所著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所描述的。这是另一个中国，同样是真实的。

黄河边与黄浦江边的对比如此强烈。50个中国富家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300万百万富家的资产等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他们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沿海地区。而2000年，湖南、湖北、安徽、河北、河南、四川、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924元　(人民币，下同，约400新元)，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等为1464元。一边是大都会，而另一边则是黄土高坡；一边是城市，另一边是农村；一边是东部，另一边为中西部；前者代表先进与繁荣、富裕，后者代表的是落后与衰败、贫穷。两个中国并存是中国的国情。

2002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总理朱镕基说最令他头痛的是“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主要有下面这几个方面。第一是农民负担。农民要供大量的公职人员。乡镇有几大班子　(党委、政府、人大等)　，另一方面学校、水利等公共设施、农业开发投资、调整产业结构等都需要乡镇政府负责，而这些费用不得不转移到农民的负担上。

第二，农家子弟受教育难。原因一在于农村教育资源缺乏，硬件与软件都差；二是各种教育收费多且高。第三，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只是对城镇居民，而农村的居民是没有纳入这个系统，目前全中国只有浙江一个省将农民包括在最底生活保障线之内，2001年近30万浙江农民得到生活补贴。第四，资源缺乏与发展、创业难，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中国“九五”期间(1996年-2000年)，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下降：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而2000年仅为2.1%；　2002年1-3季度(1-9月)，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721元，而低于1000元的省有甘肃(841元)、贵州(903元)和青海(918元)。第五，社会秩序与治安状况不好。

2002年中国农村几件大事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2002年主要有下列几件大事。第一，2002年8月29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将于2003年3月1日正式实施。这个法律共计5章65条。它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中国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是下面三种需要推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产生：适应中国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形势的需要、稳定农村政策的需要和保护农民经营权益的需要。这一法律的颁布应该说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第二，乡村民主有了新的进展。经过十年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正式颁布。

2002年中国有23个省区进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后的第一次村民选举，涉及有60多万个村庄和4亿多农村选民。这次选举在民主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程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乡村的选举是目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个亮点。而乡村的民主选举推进了城市的选举，2002年北京等地城市居民开始进行社区居委会干部直接选举的试点。可以说中国农村的民主选举已经进入巩固与深化的阶段了，而怀疑或否认中国乡村民主是不了解或无视农村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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