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强调,在新一轮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中,人们不要只注意政府部门减少了多少个,而忽略了政府行政成本迅速上升的问题。
胡鞍钢算了一笔账:中国政府在1996年以1元(人民币,下同)的行政经费产出57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到了200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7元,也就是说政府越来越“贵”了。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政府机构能够精简,已经是万里长征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美国里根政府时期有句名言,即:过于庞大的政府是人民的敌人。虽然里根当年所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后来也有了一些改变,不过,贯穿于里根经济学中的这种思想,也不啻是对政府行政体制同国计民生关系的精辟概括。
中国政府终于“减肥”了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臃肿的行政框架,对中国的整体发展造成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加重了财政负担。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初期,虽然中国政府不断下重药“减肥”,但由于计划体制的制约,精简机构、精编人员始终成效甚微。
那么,当时的中国政府究竟有多庞大?这种庞然大物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从一些数字,可见一斑。据《转轨的中国》一书披露,1992年统计,中国靠国家财政预算支付工资的人员接近4000万,按中国12亿人口的比例计算,官民比例为1:30,这个比例是日本的8倍。一些地方政府的支出更是触目惊心,有一个省,全年财政收入是30亿元人民币,而用于政府人员的开支就达21亿元。还有一个县,全年财政收入是1987万元,而行政支出竟用掉1840万元,所剩无几。
沉重的政府使经济基础不胜负荷。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事操心,“管家婆”也就越来越多,精简政府机构成了“老大难”。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是个典型的例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规定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下属35个部门,但后来国务院部门一直在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中打转,最多时国务院部门曾经达到100个(1981年)。
从1998年以来,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的原则,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都大力精简机构和精编人员,国务院部委已精简为29个。有消息说,在今年的第十届人大会议上将宣布,国务院部委还会进一步精简到21个。无论如何,同过去比较,中国政府这种“敢拿自己开刀”的勇气和力度,还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项改革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最为显著:
一是,目前中国经济正快步走向市场化,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逐步加大。去年,中华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数字显示,过去十多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达到了43%,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私营企业总户数增长了19.5倍,注册资金增长了154倍,产值增长了117倍,就业人员增加了5400万人。
更令人瞩目的是,在今年的十届人大和政协两会的代表中,来自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代表人数显著增加。这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跨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政坛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扭转政府职能的一股巨大力量。
提高工作效率
二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市场要与国际接轨,这也迫使政府转变职能,精简机构。
中国入世之际,总理朱镕基在一个省部级干部座谈会上强调:“加入世贸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所以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要环节。早在1993年中国就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政府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简单地说,就是政府不能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大包大揽,事事主导,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充当市场经济的“服务员”和“协调员”。
上述两股力量所包含的市场竞争性,首先向政府提出挑战的是必须提高效率。
中国以往机构重叠,行政人员过剩,也就必然导致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资料显示,1993年,新建的南京中央商业大厦在还没有启用时,各类审批手续所盖的公章就已经达到1100个。这类事事要审批,处处要审查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屡见不鲜。如此烦琐的审批程序,成了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他在美国申请创办一家公司,办手续的过程仅用了5分钟。中国入世以后,有更多外商到中国投资或创办企业,他们将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方式和工作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迫使中国更多地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效率。
现在,有些中国城市已经成立了“政府超级市场”,也就是在同一地点设置不同部门的窗口,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办完所有手续。另外,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政府有关部门修改和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还清理和废除了大量不符合世贸规则的法律、法规。这是政府加快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进一步松绑的重要步骤。
不过,目前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旧有的、不能适应新经济需求的机构被淘汰了,但是,新的机构又在不断冒出。近日消息说,中国将要成立6大部委,有的还像个“聚宝盆”,把国务院几大机构统统包揽进去,成为一个超级大部委。这也许就是胡鞍钢提醒的,政府拆了庙,却不赶走和尚。表面看机构少了,但运作成本却提高了。
但愿中国能在加快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切实放下事无巨细、包揽全局的架子,使政府不再那么沉重。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新闻编辑(完,免费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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