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者一直都在寻求腐败形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千头万绪，但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向上的努力。一是寻求“外在”的技术或手段的“创新”，即如何将权力运用得更好，以最少的成本，谋取最大的利益；二是稳固“内在”的根基或背景，即如何维持固有的权力或进一步扩展权力，寻求更为稳定的依托。由此可见，家族化可能是迄今为止腐败最佳的发展方向，家族式腐败可能是腐败最合理的形式，因为它能够将上述这两个方面结合得最好。
按照学者邵道生的定义，所谓的“家族式”腐败（又称“全家腐”或“一家两制腐败”）指的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行为。（参见《贪官“家族式”腐败盛行 官员亲属监督是空白》，《法制晚报》）腐败家族化的优势就在于家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亲情和血缘的纽带使这个共同体异常稳固。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个体的利益与家族整体的利益高度一致，“囚徒困境”不容易出现。这不仅使得家族式腐败的成本收益比最高，同时也加大了查处的难度。
但是，“家族式”腐败这一腐败与家族的美妙契合并非今人的创造，那一句早已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语“一人得道，仙及鸡犬”，何尝不可以视为“家族式”腐败的一个最为通俗的注解呢？明清两代，“家族式”腐败分别出现过典型。明嘉靖年间把持朝政的奸相严嵩极其好利，于是“文武将吏率由贿进”。当时贪官执政，拉帮结派，狐群狗党，臭气肮脏。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是其“腐败事业”的得力助手。清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曾任军机大臣20年，贪污受贿更是惊人。据《清史稿·和绅传》记载，在嘉庆皇帝宣布和绅的20条大罪状中，涉及财产罪8条，共计银子2233895160两。与之对比，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国家全年税收仅5000万两白银（《清史稿·食货志》）。和绅贪污受贿总数即使按20亿两银子的整数来计算，也已经相当于当时清朝40年的税银收入。当然，如此“亿贯家财”的“挣得”，并非和绅一人之力，而是赖全家之功。
“家族式”腐败在不发达国家也十分引人注目，如印尼的苏哈托家族，伊拉克的萨达姆家族，都是典型的例子。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环境中，作为一种亲属窝案、家族犯罪，“家族式”腐败，虽然也是常见的一种腐败形式。但由于“家族式”腐败的隐蔽性强等原因一直未能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与其他形式的腐败相比，对“家族式腐败”人们应当更为警惕和担心。这种警惕和担心来自于“家族式”腐败自身的特点。
首先，“家族式”腐败极难被侦破，即使被发现也难以被彻底查处。正如前文所述，“家族化的优势就在于家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亲情和血缘的纽带使这个利益共同体异常稳固。”有了这一“稳固的利益的利益共同体”的保证，不仅使腐败更有“效率”，而且更为隐蔽，更难被发现，这使得侦破“家族式”腐败变得非常困难。即使某一位参与腐败的家族成员被捕，他最可能的选择要么是坚决不招，要么是把罪责一概揽到自己身上，借此保护家族中尤其是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上述情况可以从利用“差序格局”这个概念进行解释。在中国人的关系网中，外围的关系尽管也很重要，在真正具体操作时仍然是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被抛弃的。但越往关系网的内层，选择抛弃的动力会逐渐减少。而作为关系网核心的家族尤其是家庭，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观念中，都被视为应该选择无条件坚守的。另外，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由于家族中的“贪内助”的介入，行贿受贿都是间接发生，检举不易，查证更难。即使东窗事发，也有开脱罪责的理由和反查处的措施，给查案带来困难。
其次，“家族式”腐败成本低、收益高，腐败动力特别充足。按照成本——收益的一般分析框架，只有当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个人才会实施腐败行为。在“家族式”腐败中，关系网的稳固，利益的共同，使“同伙”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机会很小，或者即使发生，也能很快被“压下来”，这样，腐败被发现、被查处的几率变得很些“家族式”腐败发生在完全受自己或自己亲人权力所管辖控制的领域之内，因此特别容易实施，它无需经济投资、技术准备，只需要亲人手中的大权，“空手套白狼”，“无本得万利”，再加上腐败收益完全由家族“独占”，所以“腐败动机特别充足，他们会不惜手段、不顾后果，甚至连脑袋都不要地腐败。”（邵道生语）由于“家族式”腐败成本（代价）很小，而且被发现的概率又低，“家族式”腐败被认为是能够有效规避风险的一种形式。理性的“贪官”也会自觉地将触角从其他关系网中收回，并精心构建“家族”这一关系网内核。
第三，“家族式”腐败危害特别巨大。“家族式”腐败的“侦破难”、“成本低、动力足”两个特点必然导出第三个特征——“掠夺财富的疯狂性”，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特别巨大。“家族式”腐败的目标不仅仅是为“自己谋私利”，而是为“子子孙孙谋幸福”，他们大有“死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信念，因而，他们腐败的目标，不再是几万、十几万，而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对经济危害特别巨大。
经过对媒体公开的各个案件的分析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族式”腐败的形式经历了“家族官员贪，其他家族成员不贪”，“家族官员贪，其他家庭成员也贪”，“家族官员表面不贪，其他家庭成员疯狂贪”这样三个阶段。笔者认为，现在可能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渡时期，而且这个过渡已经开始相当了一段时间，接近于完成。在当前这个过渡阶段，又可以根据“家族式”腐败牟取利益的具体形式或手段，将“家族式”腐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通过妻子、儿女收受贿赂第二类是利用权力给妻子、儿女或其他家族成员开公司，接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家族成员从中渔利第三种是施惠于商人、下级等，希望“照顾”自己儿女，间接捞钱；甚至待经过一段时间，官员自己不再掌握权力时，再“回收”利益。应该说这是最巧妙的也是最为隐蔽的方式。上述这三种类型的腐败案件，虽然不能截然划分，但在出现时间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继起性，而从腐败手段上看，也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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