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及其演变

5-3-11　内容提要:英国学派有两个最基本的方法论立场,一是人文主义或非实证主义方法论;二是从整体主义的、文化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以巴特菲尔德、怀特、布尔、文森特等对国际社会的不同理解方法为例,可以看出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大体上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从历史神学方法向比较史学方法转变,从传统研究方法向社会科学方法转变,并逐渐靠近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等多元方法。英国的历史与学术传统、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学派本身的发展规律与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意识以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思潮的影响,这些因素推动了其方法的演变。

关键词:英国学派;方法论;演变;启示

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

研究国际关系,正如研究一切社会科学一样,大致有三个层次的方法。第一个层次是哲学方法论(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在这个层次上,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有经济学方法论和社会学方法论之分,或者集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分。时下学界讨论较多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也是在这个层次上展开的。第二个层次是方法、方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这个意义上的方法与学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历史学方法、伦理学方法、未来学方法、法学方法、分类学方法,一些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理论),也常常被称为方法,如比较史学方法、历史地理学方法、政治经济学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ＩＰＥ)方法、国际政治社会学　(ＩＰＳ)方法。第三个层次是比较微观意义上的方法(ｍｅｔｈｏｄ),这种方法比较具体,类似统计、调查问卷等使用的方法。我们讲英国学派的基本方法论立场,主要针对第一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层次,本文所讲的英国学派研究方法演变,主要是指在哲学方法论总体不变的框架内,其他方法发生何种变化。

英国学派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影响日益彰显的一个思想流派,其核心成员包括爱德华·卡尔(Ｅ.Ｈ.Ｃａｒｒ)、查尔斯·曼宁　(Ｃ.Ａ.Ｗ.Ｍａｎｎｉｎｇ)、赫伯特·巴特菲尔德(Ｈｅｒｂｅｒｔ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马丁·怀特(ＭａｒｔｉｎＷｉｇｈｔ)、赫德利·布尔　(ＨｅｄｌｅｙＢｕｌｌ)、约翰·文森特(ＪｏｈｎＶｉｎｃｅｎｔ)、亚当·沃森(ＡｄａｍＷａｔｓｏｎ)以及近年来活跃在英国理论界的巴里·布赞　(ＢａｒｒｙＢｕｚａｎ)等人。①近半个世纪的英国学派发展史,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以近现代欧洲为主要背景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及其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二是有固定的学术交流机制,几代学派领袖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比如巴特菲尔德是怀特、沃森的老师,怀特是布尔的老师,布尔又是文森特的老师;三是学派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立场。

英国学派的基本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英国学派的人文主义(ｈｕｍａｎｉｔｙ)方法论,它与实证主义(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相对。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两者的争论集中表现为20世纪50-7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研究要不要自然科学方法的论战。在一定程度上,这场理论争鸣的一个结果是英国学派的形成。1959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在美国学者肯尼思·汤普森(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简称英国委员会),坚持传统主义,抵制来势凶猛的行为主义革命。其时,美国学者莫顿·卡普兰　(ＭｏｒｔｏｎＫａｐｌａｎ)、卡尔·多伊奇(ＫａｒｌＤｅｕｔｓｃｈ)和戴维·辛格(ＤａｖｉｄＳｉｎｇｅｒ)等人坚持实证主义,主张以“科学行为主义新方法研究国际问题”,运用数学、计算机、系统论、心理学、统计学、控制论、博弈论等自然科学方法,以求比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更加科学地预测和准确地反映　“国际关系未来之发展”,出版了《计量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分析》、《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等有影响的著作。②英国学派则认为,国际政治不同于自然科学,国际事件之间的联系不一定就是因果联系,在很多情况下国际关系只能阐述(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不能说明(ｅｘｐｌａｉｎ),只能描述不能预测,国际关系研究应该紧紧把握传统的历史研究、个案研究、规范研究和释义学的方法,应当采用历史学、哲学和法学的视角。怀特就此指出:“尽管公认的经典性政治研究是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惟一得到认可的经典之作却是修昔底德的一部历史著作。国际政治的性质、对外交的优先关注,更多地是在历史著作中,而不是在政治理论或国际理论的著作中体现和表达出来的”,即使二流的历史著作,“比起近来以新的方法论为基础的理论著作,它们更好地表达了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国际体系的运作。”①国际理论是有关生存的理论,如果有什么国际理论的话,就只能是历史哲学了。

布尔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历史是理解事实的最好的、事实上也是惟一的向导,任何国际政治环境都需要用时间来定位,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侣,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是社会学家的实验室,是对一般论题进行证实或证伪所依靠的资料来源,而且因为理论本身就有历史;②卡普兰、多伊奇等科学行为主义理论家的许多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如果人们试图把国际关系研究限定在严格的科学范围内,那么从它需要逻辑或哲学的论证或者严格的经验程序的检验这一方面来看,这种努力是有害的。我也认为,卡普兰所谓关于古典与科学方法之间的‘新的伟大争论’进行的时间够长了。人们关注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这种做法是不好的研究迹象。”③从英国学派几代学者的代表作品来看,以历史学为主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到巴特菲尔德的《对历史的辉格派诠释》和《历史与国际关系》,从怀特的《权力政治》和《国家体系》到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从沃森的《国际社会的演变》到文森特的《不干涉与国际秩序》,从布赞和利特尔(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ｉｔｔｌｅ)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到张勇津(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ｊｉｎ)的《1949年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中国》等,都贯穿了这条历史方法主线。这种人文主义关怀以及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也直观地表现为各位学者对历史经典著作的高度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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