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基本方法论的第二个方面,是它的整体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ＯＬＩＳＭ),即社会学方法。它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争论,有时被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之争,或经济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之争。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基本上都奉行方法论个体主义。沃尔兹虽然承认结构对于个体行为体的影响,但把国际格局等同于几个大国的军事能力对比,实际上把结构看成是可以还原成个体行为的东西,故“国际政治体系正如经济市场一样,本源上是个体主义的”。①新自由主义用博弈论、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微观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条件下个体行为的理性选择。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则采用整体主义方法论,从外在于个体(国家)的国际社会因素入手,强调超越于国家之上的共同体及其规范、价值观念和国际制度乃至全球文化对于国际体系的整合作用和维系功能;它们不大关注大国关系、国家利益、政府外交之类的微观层次分析,而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考察“由一群意识到一定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的国家组成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起源、变更、扩展和维系的条件。②
同历史方法一样,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一直主导着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及外交实践研究。怀特从国家体系概念出发提出“国家体系社会学”建议,因为他所谓的三种国家体系实际上是三种文化共同体,体系内成员之间若非存在文化统一性,体系就无从成立,这种文化共同体包括共同的道德、共同的准则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战争规范、人质扣押规则、外交豁免规则以及外交避难规则等等。③布尔则论证了国际关系的社会性,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理论。布尔与沃森对国际社会扩展史的研究预定了一个前提,即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社会化的可能。文森特在《人权与国际关系》中,批判了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人类学关于人权研究的错误方法,强调各种文化形态下所具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人权观念,论证了全球社会与全球文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现实性,提出了“人权研究的社会学途径”。④不难看出,对国际社会、全球社会与世界社会的任何研究,不可能离开整体主义方法论。
人文主义和整体主义是英国学派的两大基本方法论立场,这主要是从哲学方法论角度而言的。从研究方法的第二层次看,英国学派也具有一些共同的方法,如分类学方法(ＴＡＸＯＮＯＭＹ)、比较方法、归纳法等。以分类学方法为例。怀特对此极为推崇,认为在“人文研究中分类法十分管用”。①他对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类,对三种国家体系的分类,均堪称范例。这种方法亦见于布尔对于社会与正义的分类,以及文森特关于人权文化观的分类。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既有稳定性, 又有一定的发展性。由于学派成员的学术背景与个人经历不同,所处的思想时代不同,研究对象与侧重点不同,因而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差异。下文仅以其主要代表人物为例进行分析。
从历史神学方法向比较史学方法的转变
作为英国学派的精神领袖,巴特菲尔德主要关注历史和历史哲学,在神学史、科学史和外交史等领域成就卓著。二战结束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上,但主要切入点和研究方法还是神学和历史方法,《基督教与历史》(1949年)、《基督教、外交与战争》(1953年)和《20世纪的国际冲突:基督教的观点》(1960年)等著作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影响颇大。他在《基督教与历史》中指出,二战中德国的失败是上帝对德国人民所犯罪行的惩罚,但从更大范围看,全世界人民都犯有一定程度的类似德国人的军国主义罪行,因此,上帝应该审判所有人类包括现存的秩序以及西方文明。②基督教对于国际关系的意义主要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现实政策,而在于提供一种有利于人们施展才能的观念环境或文明精神。通过基督教教义,人们能够认识到人性中存在着原罪;人性中固有的原罪即人的邪恶,促使个体间相互疑惧,从而产生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两难”。③基督教的责任在于,对那些为达到目标而追求过分使用武力的人们的主权意志加以压制,使其转而有意识地服从上帝的旨意即天命。对于冷战,巴特菲尔德认为,战争与和平最紧迫的问题是安全权力两难,这种两难引发的国际冲突根本上是一个实践道德困境问题,走出这个困境就需要某个大国从人类前途出发做出牺牲,实现大国间的缓和与共存。巴特菲尔德为此呼吁美国领导人和民众不要对苏联威胁过分焦虑,不必为热核战争过分担心,要采取战略审慎。①
巴特菲尔德的史学方法———技术史学(或描述史学)和神学(天命史学)———对怀特影响很大,对此汤普森表示,“怀特的思想里还有宗教的成分。他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笃信英国国教,他强烈地受到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影响。”②
怀特终其一生都或多或少地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体系。比如,怀特在二战爆发之前撰写了《基督教和平主义》,冷战开始后不久发表了《教会、俄国与西方》,在1966年他与巴特菲尔德共同主编的《外交探究》一书中也不时借用神学语言。怀特同绝大多数英国学派代表一样,竭力反对建立所谓的一般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他实际上是运用史学和神学方法间接地反对这种意图。他认为,康德的普遍主义和进步主义学说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国际理论,但这种理论的最终归宿可能不得不求助于上帝,怀特以其对神学特别是康德神学思想的深刻把握,对普遍的国际理论表示不以为然。但他并没有绝对断言国际政治理论的神学归宿,反而从格老秀斯那里看到了人类前途的另一种选择,不过这种选择能否成功他还是没有把握。③早年对和平主义的追求,中年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念,晚年对西方文明与价值体系命运的判定,甚至对于国际关系一般理论之可能性的极度悲观,都无不体现了他的宗教情怀和神学方法。但是,怀特并未沉迷于神学方法,而是逐渐转向历史比较方法,从而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如果说史学在巴特菲尔德那里只不过是人与上帝的对话,是神的意志在人不同发展阶段和群体中的实现,其历史描述不时受上帝意志的侵扰,那么,在怀特那里则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国家体系类型下的比较,他追求的是客观地比较真理在古今国际时段中的异同。巴特菲尔德史学对象主要是人,而怀特的史学对象则主要是国家体系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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