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19
很早以前,由于读了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佩服之余就生出想了解作者生平及其学术历程的念头,为此申报了“香港金氏出版资助基金”,以了却自己的心愿。一年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书《永远的摩根索》。可惜,成书在手后,发现有一些错误,个别的是印刷上的问题,其他的都是自己的责任(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改正之)。也许是惯性,书虽然完成了,心里却仍然记挂着摩根索,好像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没有说清。我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根本不可能说清,在此,只想谈谈摩根索作为一个爱国人士,一个勤奋、严肃的学者对政治的理解。
一 以国家为忠诚对象
欧洲政治文化中有两种倾向,即希腊式和罗马式。希腊政治的核心是理性,“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政治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新的感觉方式,尤其是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①而罗马政治的基石是爱,爱祖国,爱罗马!换言之,希腊式政治文化关注的是个体维度,罗马政治文化关注的则是国家维度。于是一个可能是片面的分析是:现实主义者是爱国家的,首先是爱祖国;理想主义者是爱人类的,首先是爱人,并且一般看法认为爱人类是对爱国家的超越。作为在欧洲出生,接受了由小学到博士全程教育的一个优等生,摩根索接受了德国和欧洲多元文化的熏陶,但就其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似乎倾向于罗马系列,即恪守热爱祖国的传统。
摩根索自幼爱好文学,青年时期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但是,在残酷的世事作弄之下,他走上了研习法律和政治学的漫漫长路,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法理学家和政治学家。1904年,摩根索出生在德国南部小城科堡,他父亲是一个颇有地位的犹太医生,家庭比较富裕。18岁那年摩根索得到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有的荣耀,作为毕业年级的学生代表向学校创始人雕像敬献花环,但是,选中一个犹太人献花的举动激怒了反犹情绪强烈的古城科堡。摩根索永远忘不掉在举行仪式的当天和以后,谩骂、唾液和挥拳恫吓成了家常便饭,他遭到了来自学校和社会的侮辱与伤害。上大学后,学校的任何组织都不允许有犹太背景的学生加入,孤独中的摩根索从一向举止优雅变得非常自卑,以后更借助与人寻衅斗殴来宣泄内心的伤痛。1932年,他被迫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德国,到日内瓦谋到一份教书的职位,但是,德国的反犹浪潮已经波及到当地,学生们开始抵制他的法律课,他只好躲避到西班牙。不久,马德里爆发的内战使他人生的第一次旅游成了流浪,而在当时,作为一个犹太人,欧洲可供选择的居住地已经寥寥无几。无奈,1937年,摩根索辗转漂流到美国,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他终于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认同。其实,摩根索非常爱德国,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军成为一名德国军医,由于酷爱德国,老摩根索给自己惟一的儿子起名字时采用了普鲁士王子尧阿辛(Ｊｏａｃｈｉｍ)的名字(摩根索全名为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就是这样一个老人也在1943年被赶出了德国,流浪在纽约。早年那些不堪回首的人生境遇,爱国无门的痛楚,对摩根索政治观念的影响不可忽视。
摩根索到美国以前对美国的了解甚少,但由于在堪萨斯大学他被安排了全套的法律课程教学任务,他不得不恶补美国法律,包括法律概论、刑法、行政法、家庭法、劳动法、遗嘱法、法律史、法哲学、宪法和国际法等。在边教边学中,他渐渐以一个美国人的角度去了解美国法律,并迅速从理性上把握了美国。当然,作为欧洲正统教育产物的摩根索在思维习惯和推理模式上经常与美国传统发生冲突。他称这段时间自己经历了“不同事物的可怕的体验”,他尽量想弄懂美国思维的主要特征,却发现不仅在重大问题上,就是在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上美国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在摩根索看来是十分荒谬的。不过,在他身上欧美不同文化的冲突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被缓解了。当时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他说:“这个星期的事件,使我比以前感受更强烈,一方面我目前的职业是如此的无用,另一方面,我有尽我最大努力来解决问题的职责。我应该研究一些对解决国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加有价值的东西。”①
1943年,摩根索入了美国籍,终于为自己那长期没有归属的爱国主义情怀找到了寄托。为了表达自己对美国的热爱和愿意承担公民义务,他曾多次去美国军队招兵办事处申请当兵,可惜由于他在青年时期得过肺病,肺上有钙化点,没有被录用,无奈之余,摩根索一再表示:“我很乐意做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对于国家目前面临问题的解决有帮助。”②面对当时弥漫在美国社会的天真并且危险的情绪,摩根索挥笔著书,撰写了《科学的人对抗权力政治》。1946年,当这本书出版后,摩根索感到骄傲,因为通过几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实现了自己以理论研究报效祖国的夙愿。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仍然是摩根索以自己的方式报答祖国的继续,对此他从不隐瞒,他说:“我总试图偿还一小部分我欠这个国家的债务。”③对此,不少研究者肯定了摩根索的贡献,挪威学者克努成谈到:“1945至1946年,国际关系学学者们面对着重新界定其学科的艰巨任务。他们知道必须研究‘国家间政治的冲突、调节与协商’,但是具体的研究范围却十分模糊。由于不能够掌握‘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因素、贯彻政策的机制以及为和平调整政策冲突所使用的手段’,他们感到手足无措。”④1947年和1948年,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终于“找到了一个清晰的经验聚焦点:国家的权力政治”。⑤无疑,摩根索和他的著作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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