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作用的侵蚀———对国际关系中大国逻辑的一种思考

4-12-19

摘　要　用大国逻辑来思考国际关系构成了人们的一种思维习惯,这与国际关系史和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力有关。但是大国本身和它所起作用的环境包括观念环境和实践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国所受到的制约性越来越多,其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侵蚀。因此,纯粹用大国来思考国际关系及其未来具有越来越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大国　行为的合理性　逻辑支点　发展趋势

在国际关系中,大国是被当作一个客观现实来承认的。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还是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人们对大国所具有的核心地位从来没有任何的怀疑。弗兰克·Ｈ·西蒙兹和布鲁根斯·埃米尼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个大国的世界”,因为大国之间的国家政策的相互作用对国际关系经常有着不适当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1]肯尼思·沃尔兹也用无可置疑的语气说道:“只要大国是主要的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结构就根据它们来定义。”[2]这个结论得到了较高的认同,因为肯尼思·沃尔兹给出了他的逻辑,这种逻辑被认为是符合现实的。他认为,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以其相互作用构成了国际政治系统的单元,这些单元在国际无政府的结构中进行互动,自助成了保全自己的唯一手段,因此,“就像在任何自助系统中一样,在国际政治中,最有能力的单元已经为其他单元和他们自己,设立了行动的舞台”。[3]

冷战结束后,尽管学者们也集中精力研究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格局,但其他与大国作用并不十分相干的理论的发展势头似乎更为强劲。“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建构主义理论”、“民主和平论”等使人们的注意力脱离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将焦点集中于大国或超级大国的传统。人们对全球化的渲染更加加重了这种“离心”倾向,在这里很少能够看到强权角力将继续主宰国际社会的迹象,大有一种的新的秩序即将出现的趋势。然而好景不长,大国的强势再一次出现。在理论上,我们看到了米尔斯海默对大国政治必然性及其必然发生的悲剧的雄辩论证和库伯的“新帝国论”的出台。而在实践上布什上台后所推行的“先发制人”战略和单边主义政策,以及一些大国“跟着强者走”(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的战略,似乎在印证着大国与帝国间的微妙关系。

新的世纪刚刚过了3个年头,在新的世纪里,大国的作用是否会更为强势,或者重复国际关系史上大国为了争夺霸权而必然走向战争的悲剧。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希望下面的论述能够做出某种证明。

一、如何定义大国

从国际关系史上看,大国虽然是许多国家的一种向往,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成为大国,它受制于地域、人口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只有少量的国家才拥有有效支持国家政策的力量。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国际关系中往往只能容纳几个大国同时存在。大国的存在和被认同主要受到这些大国在特定时期内所具有与所获取的权力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的概念占据着统治地位。人们在论证权力时,总是把它与大国联系在一起,大国成了国际社会权力的有效载体。因此,在阐述大国这一概念时,权力成了大国概念的基本内核。一个国家的权力被它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人口规模、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国家结构类型、联盟的产生和丧失等因素所决定。在国际关系的早期,影响权力的这些因素不是从它自身来考虑的,而是从它们对军事实力、防卫能力和发动战争的能力的影响来思考的。因此,军事力量成了当时世界政治舞台上评估权力相互作用的决定性标准。历史学家霍华德在分析16至17世纪的荷兰时指出,尽管荷兰地理上相对较小,它却能发展和维持首屈一指的地位,因为它在这个时代史无前例地维持了一支专业拔尖的军队。[4]而在19世纪早期,法国的复兴和普鲁士作为大国的出现主要是作为军事能力的获得和使用的一种结果。因此霍华德认为,普鲁士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在19世纪的一种信念,即军事力量是至关重要的。[5]这种信念也影响着人们对大国的定义。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都从军事力量的角度,甚至从国家发动战争能力的角度来定义大国。泰勒在写到1848至1949年欧洲的历史时说“对大国的基本测试是他们发动战争的能力”,他相信在这一时期,“国家领导者假定,这也是学术上要问的:权力的经济资源是什么?决定性问题是多长时间他们能发动战争?”[6]卡尔也指出“军事工具的重要性基于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后保障是战争”。[7]他认为经济的作用在于支持军事能力的成长和成功发动战争的能力。战争不仅服务于权力,它本身就是权力。米尔斯海默继承了这种从军事的角度来定义大国的传统,他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战争的能力。”[8]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定义虽然是对早期大国定义的继承,但却是对二战后大国定义发展的一种忽视。自二战以来人们对大国的统一性的认知至少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超级大国”概念的出现。福克斯于1944年把“超级大国”引入到国际关系中,意指英国、美国和苏联所获得的权力与其他国家的不对称性。按照他的观点,成为国际超级大国不仅拥有一种力量属性即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并通过它的意愿和前期经验而显示出来,它还具有有意的规制力量和影响,换一句话说,超级大国地位的获得不仅是指一个国家有什么,而且也包含它做了什么和准备做什么。“大国加上力量的大机动来描述超级大国。”[9]虽然有的专家认为“超级大国的概念并没有在古老的大国概念中增添新的东西”。[10]但是,自从二战以后,超级大国还是取代了大国成了人们论述国际政治的最常用的概念。超级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超级大国的本质在于它们的全球影响”。[11]人们在冷战结束以后仍然借助于超级大国的概念来描述国际政治,尤其是在概括国际政治格局的时候,国内学术界常用“一超多强”来形容。超级大国和强国显然是大国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大国。超级大国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人们对大国的定义已发生了分化,大国不再是单一的,同一水平的,而是力量悬殊的,这也与现实的权力分配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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