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结束后的国家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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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人士大肆宣称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①。虽然这种论调过分夸大了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并且有其政治目的,是错误的,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国际经济与国际社会日趋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增强了,民族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

面对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态势,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着极大优势的西方世界尚且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民族文化的问题,那么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有效措施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安全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了。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以经济援助、投资合作为手段推行西方价值观的现象更加普遍与突出。他们以经济实力开路,将经济投资、对外援助与对象国人权状况挂钩,不但强行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战略,把西方的人权观念强加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公然干涉别国的经济主权与政治、文化主权。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并没有放弃意识形态的对外输出,而是以更为露骨的方式不断加强宣传与输出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或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不断对一些转轨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渗透、诱导与输出,企图达到资本主义西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更为隐蔽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一些人更是扬言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宣称所有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都会越来越相似,世界文化将会同世界市场一样趋向一致化从而达到西方的“普遍的消费文化”形式。②它们利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与巨变,大肆丑化与污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极力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它们在国内极力想办法应付内部的文化冲突,想办法挽回过度的物欲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颓势的同时,却大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过度的消费主义文化,以便从心灵上控制其人民,为扩张其经济利益等各种国家利益服务。

美国克林顿政府更是继承美国在国外宣扬与推行美国的价值观的一贯立场,明确把所谓“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扩大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国家大家庭有利于美国所有的战略利益”,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扩大民主国家大家庭而取得的价值观的安全”。③由此可见,美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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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15,129—133、370—372页。②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243页。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279、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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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所谓“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安全”,重视通过扩张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扩张美国的利益。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主义行为因冷战的结束与经济全球化而不断强化的态势面前,面对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强大的西方世界的文化扩张与干涉主义倾向,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如何在开放的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中,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有效地维护好国家文化利益与安全,是一个日趋紧迫的重大现实课题。

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西方国家推动开启的,现在它们仍然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织也是以西方文明价值观为背景建立的,并在西方国家的掌握与控制中发挥着日益扩大的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冷战结束后的有利形势,利用它们的巨大经济科技军事“硬权力”,试图将全球各主权国家特别是非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国家纳入既有的为西方国家所主导与控制的国际框架内,以此来规范、约束与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成为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斗争的几大重要领域。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合计搞了70多个国别决议,几乎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这反映出西方国家改换面孔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行径仍然相当突出,甚至比以前更加严重,它们总是将西方的人权观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并借人权问题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把人权仅仅限于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忽视人权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内涵,忽视生存权、发展权等集体权利与经济权利;并且在现实中基于西方国家利益片面强调人权问题的国际干预,主张人权的保护已成为国际法管辖范围。甚至宣称主权对于人权是过时的概念,公开为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杜撰理论根据和制造舆论。不但如此,它们还以经济投资、经济制裁为手段,对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与内部事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但要维护自己文化中关于人权的价值观体系的安全,而且实质上更是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免遭西方国家的干涉与侵犯。冷战结束后,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了来自西方文化更大的压力,不但表现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而且也表现在意识形态上。“这种趋势使文化更直接地与主权联结起来,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文化也就是捍卫主权”①,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权观是如此,捍卫其宗教观、民族观也是如此。对宗教自由的片面宣传与鼓吹,对民族分离主义有区别有目的的合理化解释、宣传甚至支持,都是西方国家在“捍卫世界人权”的旗帜掩护下,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的侵蚀,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干涉。在一些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宗教、民族问题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报道、诋毁、污蔑与干涉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维护文化价值观念的安全与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双重斗争任务。这种情况对于多民族、多宗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冷战结束后,在中亚、高加索、巴尔干、北非、中东、南亚等热点地区,民族与宗教问题特别突出,一些国家的安全往往成为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维护民族团结抵制领土分裂的任务相当艰巨。有的国家虽然现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宗教与民族分离主义行动,但是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相当大的压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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