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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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思想史，主要指"国际关系思想史"。但这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如果说思想是人对社会存在的理性认识，既然存在国家间的交往关系，就会产生相应的理性思考，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自然也可以说有一部国际关系的思想史。但思想家们过去大多并未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严格区分开来，20世纪以前国际思想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交叉、重叠的。虽然国际法也是国际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近代国际法与政治哲学也是相互交织的，法哲学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法律与政治的交汇处。政治思想与国际思想、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的脱节，主要是一战以后的事情。马丁·怀特有个著名观点：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前者关乎美好生活，后者关乎生存。有趣的是，怀特虽然对是否存在国际理论持怀疑态度，却是当代最著名的国际思想史家，他不但认为国际关系具有思想传统，也承认它们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密切相关。

事实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强调，人类作为"人与公民"的两重身份所涉及的国内与国际处境及相关的政治、伦理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在卢梭看来，国际环境不过是妨碍人类自由的枷锁之一，不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道德冲突，不可能有真正的美好生活。文明所导致的人性堕落、国内暴政下的压迫状态与国际体系的冲突性质这三大问题无法分开来解决；康德的思想也涉及三个层次：人的本性与道德潜能、国内政府的形式以及永久和平的条件。他不但强调共和政体与国际社会改良之间的关联，还认为人的解放与世界和平互为因果；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不认为现代公民的道德、政治与智识生活已为国家所穷尽，其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因素还表明，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在他那里其实是一回事情；（I.　Clark　and　I.　Neumann,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cmillan,　1999,　p.259）国际秩序的"进步论"者，无论是功能主义、自由国际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也无不认为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密切相关。总之，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的研究范围与目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国际关系作为社会、政治关系，可以借助政治理论得到更好的解释。有人甚至认为"研究政治思想就是研究国际关系"（Howard　William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olitical　Theory,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x）。换言之，如果承认国际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互补性和国际与国内二分法的局限性，那么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利用的思想遗产与其说是狭义的国际思想史，毋宁说是广义的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必须再度携手，这不仅是许多政治学者的看法，也得到了当代历史社会学等领域学者的有力支持。（可参见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1998,　p.8,　139.）

国际思想史的范围很模糊，不仅因为其内容和来源相当广泛，还因为它过去所从属的政治思想领域本身的边界也很模糊，涉及哲学、伦理、政治、历史、经济、法律、社会诸领域。由于国际思想一直是政治思想的"副产品"，大多数讨论是间接、零散的。但形式并不决定内容的价值，正如人们从不否认《利维坦》的个别章节对当代国际理论的重大影响。国际思想史虽然看上去散漫而芜杂，却堪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例如修昔底德对权力政治、安全困境、均势、帝国主义乃至政治伦理、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的深入思考，阿奎那的正义战争观念，马基雅维里的权力政治论，博丹的主权学说，伯泰罗的国家利益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格劳秀斯和法泰尔的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思想，卢梭的国际冲突论，休谟和根茨的均势论，伯克对国际秩序之文化基础的思考，康德的政治伦理观与和平哲学，边沁和科布登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黑格尔的绝对国家理念与民族主义思想，兰克的大国政治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与战争哲学，马克思对现代世界与现代性的反思和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深刻批判，霍布森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黎塞留、卡斯尔雷、坎宁、梅特涅、帕默斯顿、俾斯麦等人的政治理念与外交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观念在纷乱的外表下构成了若干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思想系统，在基本信条和精神实质上各有其历史传承，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人们的国际政治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理解各个时代的国际关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也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国际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广袤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但就最一般的目的而言，基本途径仍不外三个：一是解读文本(text)；二是探究语境(context)；三是梳理源流。由于思想史观的差异人们可能各有侧重，但一般说来这几个方面不可偏废。研读原典是无法省略的基本功，理解观念本身的内涵与价值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或历史语境，源流的清理则是从某种系谱学的角度追究思想的缘起、焦点与轨迹，进而推断其未来趋势。由于国际思想散见于各类文献，跨越多种学科，思想的链条还可能因时代变迁而发生断裂（修昔底德就是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被"重新发现"的），因此欲寻觅思想的系统，把握时隐时现的脉络洵非易事，必须借助磅礴的史识与敏锐的哲思。尤为重要的是，对某种思想传统的理解，不但要寻绎其前后相继的理论基石与基本假设，更要把握其内在、独特的思想风格、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如此方不至于因各种"主义"内容的复杂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而陷入困惑。例如，尽管阿瑟o林克称威尔逊主义是"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higher　realism），但这无碍于大多数人根据其思想传承与精神气质而将其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当代典型；尽管康德的思想不乏现实主义成分，卢梭的思想也不乏理想主义成分，人们仍可根据其思想核心与基本倾向将他们区别开来；怀特对三大传统的区分，强调的也是它们各自的独特性与连续性，并不是说它们毫无相通之处。康德主义既不等于康德本人的全部思想，也不等于康德一个人的思想，马基雅维里主义又可称霍布斯主义，也是这个道理；再如，面对各种新旧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思想史的观照也有助于正本清源。何种自由，何处自由？保守什么？为何保守？都需仔细分辨，弄不清"主义"的由来、流变与言说对象，就难免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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