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隆到万隆

5-4-27

５０年前，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以其智慧、勇气与远见为新中国外交开创了崭新局面；５０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前启后，在亚非首脑峰会上郑重重申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人们仿佛从中听到了历史的回声。抚今追昔，既让人赞叹万隆精神永放光芒，又使人体会到中国外交与中国强盛的任重道远。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隆重举行。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亚非两个大陆的领导人再度握手。从万隆到雅加达，国际关系史在印尼实现了一次大飞跃。

万隆再成焦点

５０年前的今天，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２４日，２９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齐集印度尼西亚万隆，首次在没有外来大国参加的情况下，就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命运等问题成功举行了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为亚非两个大陆的团结合作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亚非会议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所通过的《最后公报》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强权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亚非会议是在第三世界非殖民化与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与会的２９个国家绝大部分都是刚刚摆脱西方列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统治不久、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彼此间共同的命运与历史遭遇、共同的使命与战略利益使这些发展中国家走到了一起。亚非会议彰显了这些新独立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次集体觉醒。对此，当时亲自率团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指出：“西方国家控制我们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亚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勿庸讳言，在亚非会议之后５０年的漫长岁月里，亚非会议成员国间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其间有起有落。受制于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与两极格局，以及由于个别国家狭隘民族主义作祟与执行错误的对外政策，亚非会议某些成员国之间曾在冷战期间发生过严重的摩擦与冲突。随着冷战终结与两极格局瓦解，亚非会议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重又得到发展。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亚非各国的区域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其中最突出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与非洲联盟，而中国与当年亚非会议成员国的关系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新进展。如中国与东盟于２００２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年１１月与东盟正式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２０１０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２００４年初中国与印度启动战略对话，并于４月宣布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国又与印度尼西亚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

在当年“万隆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新中国的积极参与与建设性作用可谓居功至伟。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年亚非会议所倡导的“万隆精神”远未过时，其对当今国际关系依旧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所谓“万隆精神”，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从“和而不同”到“求同存异”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９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郑重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周总理的上述阐述便是“求同存异”的由来，“求同存异”一词从此不胫而走。

“求同存异”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哲学思想。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求同存异”的“同”是事物间、国家间的共同之处，如共同利益等，并非完全相同与彼此雷同之意，而“和而不同”的“同”则是完全相同、彼此雷同之意。故而“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不仅不矛盾，而且还一脉相承与彼此相通。“存异”就是“不同”，而“求同”便是“和”的需要，即通过“求同”达到和谐、和睦与和平。求同存异正好体现了和而不同，是和而不同的运用和发展。时至今日，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依然都是中国外交哲学的精髓，并且也是处理各类国家间关系的准绳。

坚持并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本篇文章共3页，此页为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