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19
冷战后现实主义理论内部的诸分支 现实主义常常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研究中占主导的理论流派（proach），⑴而且在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其他流派的理论交锋中现实主义通常也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但近些年来在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领域中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多最激烈、最具启发意义的论争却恰恰是在现实主义阵营内部展开的。比如，同为现实主义者，在关于冷战后欧洲和平的前景问题上，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和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rea）的观点便迥然不同。前者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多极格局的回归和欧洲各主要大国之间冲突的重新开始；后者则认为冷战后的欧?quot;已为和平作好了准备"。⑵而对于为现实主义同盟作出重要贡献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来说，其"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所面对的最有力的批评也并不来自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流派，而是来自同一阵营的另一现实主义新锐学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⑶长期以来，人们对现实主义流派内部差异的认识一般来说还只停留在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和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分上，⑷事实表明，目前现实主义流派内部争论的复杂性单凭上述划分已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
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的变动刺激着国际政治理论的创新。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以及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辨论中，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严格说来，现实主义产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单个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其内部存在多个分支。对这些分支作深入的考察，理清究竟是哪些理论假设为各分支所共有，而又是哪些理论假设造成了各分支之间的差别，这方面的探讨既可以加深我们对至今依然是国际政治主流理论之一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弄清现实主义各理念分支的的政策含义，这对于国际政治这样一门现实性、政策性很强的学科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实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近几年来，在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原有划分的基础上，西方现实主义流派中渐渐凸现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or aggressive realism）,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和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三个分支，本文拟对此加以简要介绍和评价。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对现实主义的一些共有的假设加以适当整理。
一、 现实主义的共同假设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源远流长，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卢梭到爱德华·卡尔、摩根索、马丁·怀特、沃尔弗斯和沃尔兹，各个时代的现实主义大师从各个角度对国际政治的性质以及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作出了诸多精辟的论述。⑸当代现实主义者对这些论述加以归纳整理，提炼出一些被认为是构成现实主?quot;核心"的基本假设。
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一样，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哲学理论，而不是一种可以证明或证伪的科学理论，但从现实主义的理论预设中却可以引申出一些可证明的理论，如势力均衡论和霸权稳定论等。在吉尔平看来，不论是哪个版镜南质抵饕澹脊灿幸韵录偕瑁孩俦舜顺逋坏募牛╣roup）极端重要性。人类主要不是以个人而是以他所效忠的集团的一员的面目出现的，而作为社会政治生活基本单位的集团之间则是彼此冲突的。从历史上来看，集团的基本表现形式曾出现过多种，如部落、城邦、帝国等，在现代世界，冲突集团的基本形式是民族国家。②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国家行为主要受国家利益的驱使，这种利益可以是经济方面的，也可以是民族和领土方面的。尽管国家利益本身是变化的，其界定也受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但维护国家利益仍然是国家的首要任务。③力量和大国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在一个以无政府状态和利益冲突为特征的世界上，力量和大国关系将是国际事务乃至整个政治生活的主要特点。现实主义者视军事力量为政治事务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时也重视其他形式的力量，比如说经济力量的重要性。⑹
本杰明·弗兰克尔（Benjamin Frankel）在考察了诸多现实主义者关于现实主义传统的论述之后得出了与吉尔平大致相同的结论。他认为所有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下列共识：首先，以国家为中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在考察国际政治时，现实主义者一般来说更注重解释国家的行为，而对个人以及类似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这样的跨国行为体则不太重视。其次，现实主义者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国际生活的主要特点。在他们看来，由于国际社会中不存在统一的权威来保证协议来付诸实施并提供安全保障，所以各国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它们的利益。现实主义者虽不否认国家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国际制度的作用，但认为它们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三，国家谋求自身安全或权力的最大化。第四，国家对外行为的动因应该主要从国际体系中去寻找。第五，国家在追求权力或安全时奉行工具理性政策，但理性并不总意着成功。由于并不是总能够获取必要的信息，并且即使是能够获得信息，也还能保证信息正确，所以国家可能会判断失误。第六，重视武力的作用。国家依靠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加强自身的，预言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然丧失尚为时过早。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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