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6-2-22

美国专家谈情人节，提到爱情难以细水长流、必须一年一度向静态的水面“投石掀浪”，这正是今年“中印友好年”伊始时中印两国元首的想法。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印度总统卡拉姆祝贺新年时说，愿意以“中印友好年”为契机，进一步弘扬两国传统友谊，加强双方在各领域、各层面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关系的内涵，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入向前发展。卡拉姆在给胡的贺电中则说，举办“印中友好年”活动，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印方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两国关系。

印度统治精英的四种立场

“求同存异”正是中印两大文化的分水岭：中国致力于“求同”，印度提倡“存异”。中国统治精英对外基本上口径一致，印度却恰恰相反。我在印度的学生、现在德里大学任教的一位学者，把印度统治精英对中国的态度分成四派。

第一派主要是军队和安全战略专家，他们认为中国是印度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学术研究上有一定影响的第二派，深信两国能像兄弟般和睦共处，新任商业部长兰密施(Jairam　Ramesh)称之为“文明派”，他举了师觉月(P.C.　Bagchi)、谭云山、谭中、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四个名字，他们都与印度诗圣泰戈尔所办的国际大学有关。第三派占印度统治精英的绝大多数，主张走中间路线。第四派是印度左派政党和“同路”的知识分子，他们基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亲中，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决不犯错误。由于印度西孟加拉邦是左派堡垒，该邦民间亲华情绪最浓，是名歌Hindi　Cheeni　Bhai　Bhai(印度中国是兄弟)的发祥地。

第一和第二派之间从性恶、性善毫厘之差而失之千里。前者循着西方地缘政治思路，认为中国强大之后必然扩张侵略。“紧邻效应”也是酵母菌。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一方面有“远亲不如近邻”，另一方面邻居欠和必然产生竞争、妒嫉、猜疑、害怕。西方可以有淡如水、“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关系，东方邻居却非友即敌。中印之间打过一仗，印度比中国多受些伤害，所以第一派可以视为历史的产物。

50多年来，印度政府曾由继承尼赫鲁政治主张的国大党人以及反尼赫鲁主张的人轮流当政，后者包括在1950年代反对边界让步的国大党右派德赛(Moraji　Desai)和印度人民党领袖瓦杰帕伊(A.B.Vajpayee)。他们两人当总理时的对华政策，同国大党执政时大同小异。瓦杰帕伊1978年在德賽内閣当外长时就曾到中国改善邦交，2003年更以总理身分访华,使印中关系更上一层楼。这些都是因为第三派中间路线的影响。

这第三派的特点就是既欣赏中印友好交往的历史、又冷静地从现实出发，一方面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印度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中印增进关系对双方有利。他们不认为中国逐渐强大必然威胁到印度的安全，但也密切注视中国，特别是中国对印度紧邻的一举一动。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邻国一天天强大，自己不强起来就有危险。这样的心情很可理解，不能给它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由尼赫鲁开始的中间路线

人称瓦杰帕伊是找错政党的“尼赫鲁式政治家”。前面提到的兰密施，自认受到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影响而成长。他们两人既然是印度第三派的代表人物，那么尼赫鲁就应该是第三派的始祖了。正是尼赫鲁奠定了既不像第一派蓄意与中国为敌、又不像第四派完全倒向中国的中间道路对华政策。过去50多年来印度所推行的是这个政策，未来很长时间内仍然会以这个政策为主。

尼赫鲁在1950年时曾经说：“中国是我最敬佩的国家。”但他的对华政策却受到严峻的考验。中国近现代政治家言论从不关注印度，唯一的例外是孙中山。可是，尼赫鲁在所著《印度的发现》一本书中提到中国之处，就比孙中山毕生言论中提到印度之处还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外国领导人像尼赫鲁那样关怀、敬仰、谈论过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担心没有别国会承认中国。尼赫鲁和他的好友、缅甸总理吴努的涌现，以及他俩在万隆会议上帮助周恩来大出风头，使这一担心成为多余。

1955年，美国想捧出印度来取代中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因为它被台湾代表占据而不得人心），尼赫鲁坚决拒绝，认为这一席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1962年在中印边境战争时印度吃了败仗，使他在精神、健康、国际威望都受到最沉重的打击，但尼赫鲁仍然在国际大学讲演中突出谭云山为印中友好的象征，强调印度决不“与中国文化或者与中国的伟大开战”。

由于对尼赫鲁缺乏深刻的研究，所以中国统治精英对他的误解很深，我觉得这很不公平，应该改正。例如，印度是世界上最虔诚的社会（印度人信神不像其他民族那种狭隘、排外），达赖喇嘛是“活佛”，他走到印度任何地方都被广大群众视为神明。尼赫鲁在1959年以前，曾两度把这位到了印度就不想回西藏的活佛送走。达赖逃亡印度，尼赫鲁从良心、人情、道义上都不能拒绝收留，所以这并不能视为他“反华”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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