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思想对韩国人的影响及启示

5-7-18　论儒学思想对韩国人的影响及启示　提纲：1.儒学思想对普通韩国民众人生观、价值观的心理影响；　2.当代韩国健全的民族性格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对我中华的一点启示。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千年弹指一挥间；曾经万国朝拜的泱泱中华也是历经风雨；“内藩”朝鲜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也是几经易手。而连系东亚文化圈的纽带——儒，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也是境遇迥异、冷暖自知。　儒学，发端于中华，首倡于孔孟，继承于程朱，弘扬于日朝，以人伦为中心的道德信仰，呼唤我东土子民营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闪耀于东方。然近代西洋炮舰扣关，迷梦方醒，霎时间破旧立新、数典忘祖之风大兴，儒家传统受到了“上帝”的挑战；又历经百年凌辱，而今我中华之民，皆惶惶于精神废墟和文化沙漠之中......这也是本文的最初动因。试以浅谈当代韩国人如何在东西交错的文化中弘扬儒学之精义，为其民族找到了了一条民族心路，以启示我中华在21世纪所临之文化重建之重任。　关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一直颇为激烈，但吾认为既为文化，便无贵贱；东西文化各执一端，均不完美；当今世界各国，惟有结合二者之长并为之用，方可开出理想社会之花。西方文明在上世纪中期之后在韩国迅速传播，在带来重科技、重财礼、重实践和创新求变的进取精神的同时，其各种严重弊病也随之而来，自私、纵欲、重物轻人、功利主义等严重腐蚀着韩国人的内心世界。面对这这种形势，韩国人没有一味去染黄毛、听摇滚，而是把内心的灵魂更多交给了传统儒家观念，更多的倾向与“君子爱人”、“忠孝仁义”......　诚然，儒学亦有许多理念不为现代社会所容，甚至会牵绊一些社会进步，如强烈的等级、名分观念和性别歧视，又如过分强调“德治”而造成民主、法治不易建立......但本文不以此为目的，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儒家对当代韩国人有益的、正面的心理影响。　（一）儒家“安人”、“均和”、“大同”的社会思想培育了善良的韩国人（“仁”）。孔子提倡爱人，“修己以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人人做仁的实践者和体现者（“君子”）。可见，人道主义在韩国是不需要刻意宣传的，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反思自己的德行是韩国人的美德。而“均和”思想更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的韩国起了排气阀的作用，真可谓用到好处。均和思想认为，社会的一切应当平均和和谐。政治上讲“和谐”，避免了党派间过分争斗引起的政局混乱；文化上讲和“和谐”，使韩国在儒、释、洋文化中得以和平溶解，兼容并包；经济上讲“和谐”，更是有助于缓和劳资矛盾，缓解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而平均思想，虽有忽视竞争、效率之嫌，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有利于福利政策的推行，更重要的，它鄙视“为富不仁”和“人穷志短”，使得富人更愿意帮助、同情穷人，穷人则“君子固穷”、“安贫乐道”。而孔子提出的实现人生理想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理想，则把“安人”与“均和”贯穿合一，引导韩国人为建设一个“人人皆为尧舜”的理想社会而努力。如韩国乡约楷模《吕氏乡约》就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四条纲目。　（二）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和集体主义观念熏陶出了为民族大义不怕牺牲、敬业奉献、看重义务和责任的韩国人。我认为这几项优良品质是结合在一起的。不懂得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就不可能有爱岗敬业、忠于公司的奉献精神，继而不会有对国家、对民族甘于奉献、牺牲的高尚品质。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韩国人自少年开始便只可能选择安家立业、报效国家之路，屏弃那些消极避世，只求快活一世的腐朽思想。正是如此，我们才能看到金融危机时为国家捐金献银的长队，我们才能听到殖民占领时期光州英雄击毙伊藤博文的枪声和每个朝鲜人心中“还我河山”的怒吼。　（三）儒家主张的家庭伦理观念在韩国尤其深入人心，“孝悌”观念的深化使“家”成了强力的社会单元。严父、慈母、孝子、顺女、贤妻、良婿组成了一个和谐、有序的家。男人坚强、果断、养家糊口；女人温柔、贤惠，相夫教子；儿女孝顺、兄弟和睦。更为重要的是，儒家强调人不是孤立的在这个世界上，上有无尽的祖宗，下有万世的子孙，伦理纲常在我心中，有力地避免了西方社会性观念腐化和犯罪率高的社会病。显然，重视人伦就不会信奉禽兽式的性自由；重视门楣也不会轻易犯罪去上辱祖宗、下毁子孙。　（四）儒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在当代转化为重教育的观念。孔子本身就是个教育家，主张“有教无类”，使得儒家文化圈中一般都具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长远眼光。韩国同样也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韩国的教师社会地位相当高，是一种光荣的职业。韩国历届政府也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　（五）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促成了韩国人自觉的环保意识。现代环保意识是建立在“人类要生存”理念上的，而“天人合一”才是当代生态伦理的真正理论基础，因为其把动植物看作和人一样尊敬的生命。中国民谣讲：“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这里没有说什么鸟是益鸟所以不能打的废话，而是讲鸟与鸟之间也存在亲情。天人合一也形成了韩国人爱护花草鸟兽的良好性情。　（六）除了上述五个主要的方面，韩国社会还普遍形成了诚信讲理、勤俭克己、信用守时的良好品德和风气。这些美德都或多或少与儒家思想有关。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就不再详细展开。　可以看出，儒学思想所提倡的，基本能与西方社会的诟病相攻相克。西方社会中精神空虚迷茫、以自我为中心、家庭观念淡薄、先破坏后治理的环保程序等一系列“现代病”在韩国社会现代化和创造“汉江奇迹”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和屏弃。　写到这里，怀疑我有崇洋情节的朋友一定会说，你所描述的种种美德，在我中华同样有。笔者写作过程中亦有同感。可惜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些美德在儒学发源之地却不能形成风气，德化人心的弊病显露无遗，“人人皆可成尧舜”成了“人人希望别人为尧舜”，“近君子远小人”成了“君子吃亏，小人得利”，形成了“做好人难”的病态社会。　如果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能意识到中华传统之优良之处，那高喊“砸烂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则是掀开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主潮——强力抨击传统儒学。鲁迅、胡适、陈独秀，这群干将对传统的态度是“百无一用”、“必废孔学”，要求“全盘西化”......当然，在社会变革中，矫枉过正也许是必须的；但这种文化激进主义若要狂热百年而不冷静下来思考，就有割裂文化传统、丧失民族特性之险了。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终于走向了文化专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横扫一切、打倒一切”令人痛心。　当代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学苏和二十年学美，国人已经徊惶不已；传统儒学在“文革”中被打倒后也逐步式微......九十年代邪教法轮功蛊惑人心，已经不能不再让我们反思。　我们呼唤新文化，呼唤大师。我们不再需要这种火热的否定激情。刘纪成先生这样说道：“文化上的偏激只有助于破旧，而无助于立新；只有益于摧毁，而无益于重建。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它的文化精神不能总是处于否定情绪之中，否则这种文化的根性必然会在无所肯定中自断血脉，使否定者最终成为永远没有自己根据地的文化游魂。”　如前所言，从五四到文革，虽然为中国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却把重建文化的努力和辨证地看待传统文化错误的当成封建遗毒和修正主义。它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观念和砸烂一切的极端激进主义使传统文化面临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一个民族急剧地接受异民族的异质文化，而把本民族的固有文化抛弃殆尽时，其结果不言自明，历史上不乏前车之鉴。我国亦如此。任何新型文化的建设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基，否则就是“石板栽花无根底”，就是立足于幻想的乌托邦和存在于梦境的空中楼阁。面对中华文化荒芜的现状，当代著名诗人舒婷曾写道：　我们砸碎了锁链，　心中只剩下一片废墟　我们应该呼唤儒学的复兴，呼唤中华大地的文化复兴，中华民族要有自己的根。主要参考书目：　《韩国儒学思想研究》　崔根德著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庸的理想》　刘纪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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