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超级大国苏联崩溃与一旦，中美共同的战略对手消失，致使两国失去了基于安全考虑的战略合作基础，双边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而此时的世界，已打破冷战樊篱的隔阂，摆脱东西对峙的束缚，走向全面的大融合。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相互依存已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种重要现象和显著特征，中美关系也深深印上了这一时代烙印。本文尝试在吸收相互依存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再将国家视为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以冷战后中美两国迅速发展的经贸联系为切入点，对中美关系相互依存的新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并对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经济利益集团、跨国公司等）和次国家行为者（政府官僚机构各部门）的互动和随之而来的影响进行研究，还对国家外交战略的选择、国内决策过程以及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进行探索，最后提出作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建议。
一、冷战后中美经贸关系日趋加深
1990年代初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中美两国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生产体系。中美本来就在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等要素赋结构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加之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连接和推动，两国经济逐渐成为一个密切联动的有机整体。据中方统计，中美两国贸易总额从1991年的142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804.9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到18%。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年增长率平均为31.43%，进口年增长率平均为16.08%。按照美方统计，中美两国贸易总额从1991年的252.7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215.1亿美元，10年中平均增长率达到17.2%。2另一方面，两国双边贸易在本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增加了。1977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在美国贸易总额中只占0.1%，但到了1992年已占到2.5%，中国成为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96年又升为第四大贸易伙伴。1977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只占2.2%，到1990年却占到了17.6%，成了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1996更是一跃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3
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进口美国高技术产品和先进设备。美国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成本降低了鞋、服装、玩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价格，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使美国消费者得到实际好处。世界银行1994年的分析报告指出，如果美国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美国消费者每年需要增加140亿美元的支出。4对于美国来说，中美经贸交流不仅使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直接获利，而且对美国宏观经济增长也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美国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美国大量进口相对廉价的日用消费品等，提高了国内的有效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为美国经济实现低通胀下的增长创造了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据估计，如果没有中国的消费品，美国的物价指数将上升两个百分点。5
通过与美国进行经济交往，中国引入了先进的机制、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促进了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丰富了中国的国内市场，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美国的广阔市场还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在参与中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邓小平曾指出：经济上互相帮助应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些纠葛和分歧，但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补性。6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表示，“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经济贸易关系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几个基轴之一”。7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加深使双边关系破裂的经济代价愈来愈高昂，从而减缓了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分歧给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 成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中美关系趋于相互依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相互依存产生联带作用使两国政治关系也出现相互依存的趋势。两国政治关系虽然仍时起时落，但这种波动的周期明显缩短。紧密的经济联系拓宽了两国交往的渠道，使其多样化、多层次化；还加强了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这些群体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日趋扩大和独立的影响。中美关系逐渐趋于一种相互依存状态：
（一）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大大加强。随着经济交往的加深，美国跨国公司与中国建立起直接的、日益紧密的联系，并且开始独立地观察或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法律体制、社会稳定等各种问题。由于跨国公司长期在中国投资和经营，对于中国的政经情势与社会状况都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订的重要参考来源。在中美关系发生波动时，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中美间进行疏通和调解，并经常创造一些非正式政治关系的个人接触，为两国领导人传达信息、沟通思想提供了便利。中美两国都希望利用美国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来平衡两国关系，增加权力运作的条件。中国以市场的经济利益为杠杆，借着美国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在特定的议题中发挥游说、沟通作用，来增加中国对美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的依附关系，跨国公司成为美国谋求全球经济霸权的有力工具，美国政府利用治外法权控制出口以约束海外子公司的行为，通过限制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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