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

古往今来，政治给人类造成的偏见最大。

历史中，人类生活最大痛苦的直接原因在政治中,如“世界大战”；同时，人类生活最大幸福的成因也由政治中直接产生，如中、外历史都曾有过的“开明盛世”。

人们对政治的好恶，多因自己的现实生活质量和对社会安定公正的程度而定。

政治源于由人群组成的有联系、有目的的“组织”，是改善群体环境使生活、信仰达至相对统一的组织体。

政治的目的必依“组织”措施达到，并非强权、势力、帮派、阴谋。人所痛恶的强权、势力、帮派、阴谋，均是历史中文化与经济关系失衡在政治中的变态表现，并非政治本身的属性。

政治的本质——“组织”有两种互为辩证的基本属性——制度性、管理性。

制度因地域文化中的历史经验而定服务于现实；

管理使作用于现实的制度为未来服务。

古今“不谈政治”的“超拔”之士约有3种心理：功名未就心理、对时政不满心理、“四大皆空”心理。

除此，世界上哪有真正不谈政治的人呢？

今日（不论中外）社会民众所关注的对切身利益有影响的社会问题，无一不源于政治因素，无一不依政治方法出结果。如：

就业、治安、地名、环保、住房、物价、市政、供水、劳工、煤气、电业、动迁、市场、人口、法律、保险、教育、利率、汇率、交通、国防、外交、移民、社教、留学、扶贪、救济、福利、税务、海关、商检、GDP、城建、就业、战争、和平、私营—国有、税制—征管、旅游区、开发区、计划生育、法定假日、民族与宗教政策、生态保护、出口—进口、所有制、社会福利—保障、债权国—债务国、反腐倡廉、内需——外需、通货膨胀——紧缩、反黄扫黑、休克疗法、国际秩序、“维和组织”、民族工业、国企私有……

经济领域的兼并重组、资源配置、资本运营、货币升值——贬值、金本位、信用货币、新自由主义、欧美模式（其中又包括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福利主义”等等）……

文化领域的“国学”、精神文明、语言规范、民族精神、犹太复国、伊斯兰圣战。。。。。。

哲学领域的人权、民主、环境保护、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这样看来，政治是社会的两种基本组成部分——文化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

历史上政治方法的使用，如不是因权力之争，那其应用表现多在文化中，通过文化形式改变作用于经济目的和社会目标。

国家中、国际上均是如此。

中国例——

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独尊儒术、“三武灭佛”、**兴佛、“双拥”、“二为”、三讲、“双百”、“文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外例——

美杀印第安人、德杀犹太人、澳杀土著、殖民改俗政策、汉谟拉比法典、火烧布鲁诺、英国《独占法》、德拉古成文法、梭伦改革、宗教革命。。。。。。

世界例——

国际公约（合约、协定、法、标准、仲裁。。。。。。）、公历、民主、人权、GATT、WTO、冷战、和平演变、空间法、绿色和平、世界妇女大会、世界反腐败宣言。。。。。。

自有殖民地以后，殖民者总是先通过压制、虐杀殖民地的本土文化，为占有其物质资源打开通道、定下口实。

如果现代世界没有国际组织、国际标准、国际法、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可想现今人类社会的混乱程度。

文化兼容与文化利用的目的多在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的目的又常表现在对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文化兼容与经济利益的配合为（国家或国际）政治目标服务。

政治在协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中显出其本质含义——组织——及两属性：制度与管理。

察历史可知，法律只能调整“现实”，其对未来的理想是在“打哪儿指哪儿”中确定的——新生事物对以往法律的调整、新法律的不断出现是其证明。

文化背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这可能造成“法律文化”间的冲突，反而妨碍了文化与经济问题的解决。

在民主时代，法律是政治的头脑、中枢、秩序；在专权的时代，法律是政治的鹰犬、帮凶。

法律对于时代的作用，要看法律对时代中文化与经济因素的解释与协调是否有力而明确。

产业革命后到二战前，世界史中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多被政治与经济事件掩盖了。二战后，日本、德国等经济高涨的决定性动力之一，是他们在起速前对基础教育的大量投资，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文化、强调本土文化、融入世界市场，为后来的大规模应用性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其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是政治行为在哲学观——政治哲学——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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