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4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战略——与王忠文先生商榷
一、引言
2004年第4期《战略与管理》刊载了王忠文先生的一篇题为《以新视角审视朝鲜问题与东北亚形势》的文章,读后颇有不解之处,以为文中观点亦颇有矛盾,值得商榷。文中王先生一方面极力倡导“我们应当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重新审视东北亚形势,并相应采取最为符合我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外交决策”,这是十分中肯和必须正视的客观问题;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对于我国切身利益无关的国际问题,可以尝试采取‘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朝鲜以自己不负责任的行动,屡屡为中美关系的改善设置障碍”,这是“险恶用心”等等。对于上述论点,笔者不敢苟同,且对文中论据颇为困惑置疑。应该指明的是,王先生的观点在国内确实是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自近代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东北亚国家相互争夺的地缘政治焦点,成为东北亚局势流变动荡的关键性诱因。对此,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有时几近亡国。朝鲜半岛的地缘价值是毋庸多言的,人们惯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来形容。如果回顾一百多年来由朝鲜半岛引发的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某些个别事件上,中国的政策和处理方式确实值得商榷和反思。即便时至今日,也不能确切的说中国已经有了明确的之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大战略。王先生在文中也未对此展开具体的论述,或许是因为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过于广泛,不是十分具体和集中,这种利益的散溢特征导致了某种权益的模糊性,反倒使中国难以明确其国家利益的关键方面。这样的后果便是缺乏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战略性看法和维度,而只能就半岛发生的某一些特定的事件采取应急性策略,缺乏长远规划的做法掣肘了中国在此类地区问题上的建设性作用的发挥。笔者以为,中国必须厘定之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大战略,有张有弛,让其他国家知晓、明晰中国在半岛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外交底线之所在,而不是采取所谓的“孤立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抑或所谓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性对抗的消逝,使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具有了一个基于双边利益的关系框架,但限制和支持相互关系发展的因素长期同时存在。总体来说,这种框架是相对稳定的,处于非敌非友的态势。但是,朝核危机还是折射出了中国与半岛国家尤其是与朝鲜之间存在着相当分歧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互不信任,反映出中朝关系尚存在一定问题的客观现状。潜在的重要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历史原因被附加的过多象征意义,以及地缘政治强力和国家利益散溢,都应然地要求中国在保持与朝鲜半岛国家正常关系的前提和维度上,建构一种系统性的国家战略,即大战略;追求整体安全目标,即朝鲜半岛的长治久安。
大战略(Grand Strategy),也称“最高层次上的战略”,一般是指在平时和战时,为生成对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和军事力量的艺术与科学。国家大战略的质量高低与践行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略思维和缔造战略的具体方式,它为适应变动中的条件和环境而必须反复审视与整合,其首要精髓在于目标和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在序列上,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种:一是目标超出手段能力范围;二是目标低于手段能力范围;三是目标与手段能力范围平衡。在上述三种关系中,战略指导者应力争目标与手段的协调。1笔者主张合理运作多种手段,在运筹半岛流变趋向的基础上,确保统一后的半岛国家不会对中国安全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换言之,中国半岛大战略的目标,就是在消除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的各种障碍,促进北南双边自主和平统一的情境下,确保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必须是一个“无核化”和“中立化”的国家。中国是极有必要针对朝鲜半岛国家在大战略的视域和框架中有所作为,在外交上推进主动预防战略,在经济上导入共同成长战略,在安全上促成互助合作战略。
二、外交:主动预防战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危机意识是一个国家甚至国际社会保有持续稳定的重要维度,它是对(国际社会)风险抑或危机的测度和预期。这构成了预防外交赖以生成的充分条件。预防外交作为旨在防止和减少冲突的一种手段,在冷战后受到广泛关注。一般认为,预防外交的概念最早是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为防止地区冲突演化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直接对抗而提出的。199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中,对预防外交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将其释义为“防止争端在有关各方之间出现、防止现有争端升级为冲突,以及当后者发生时限制其蔓延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早期预警系统、事实调查使命、建立信任措施,以及维和部队的预防性部署和设立非军区。2预防外交可作广义理解,涉及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国际体系及其机制可能面临的障碍和战略态势变动等;也可作狭义理解,诸如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紧急情况,应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应对可能出现的某项争端,以及应对安全方面的某种紧急状态等。预防外交的战略性功能,在于把可能造成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并寻求对危机源的总体主动性、主导性和可控性。它所展示的效能,不只是地区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一时性的而且是长期性的,具有综合性收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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