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富参政

“协议村官”登台

“我是‘协议村官’。”不善辞令的王献桃说起话来开门见山。40岁上下的王献桃，是新当选的“村官”，一个多月前，经由村民民主选举这个似乎新颖的乡村政治活动，由商入仕的他，被选票拥戴为浙江瑞安市莘塍镇红光村村委会主任。

2002年8月7日，在王献桃略显宽敞的办公室，他用短小的手指掀开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取出一纸《协议书》，递给记者看：“呶！我是乙方，名字签在这儿。”红光村党支部书记何小林，则作为全体村民的代表，以甲方身份签字。

这个40天前签订的协议书，将村官有可能“违法行政”的11个层面一一列出：村集体建设项目的确定和发包；土地规划和宅基地的分配、使用；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使用方案；集体资产出租和其他收益的管理与使用；建设资金筹集、管理与使用；违反规定报销、公款私存或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等行为。

王献桃说，尽管协议烦琐，约法十一章，但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如果就任村官后，不搞阳光政治，暗箱操作，违规决策、管理，造成村集体经济损失，他将承担赔偿责任。

据悉，王献桃的协议不是独创，自今年5月瑞安市推行“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以来，逾千名村官持有王献桃手中的协议书，“协议村官”出现在瑞安1/3的村政舞台上。

当下，在浙江富裕地区的村政舞台上，活跃着一批私产甚丰的村官，由于其完成了从乡村经济精英到村政核心人物的转变，有研究者尝试着称之为乡村“新贵”。从事房屋中介生意的王献桃，只是众多从乡村新富阶层中涌现的“新贵”之一。

“协议村官”的出现之所以能够引起各界的关注，与众多“新贵”通过捐资参选，走向村政舞台的背景有极大的关联。在一些受访者看来，“协议村官”能够最大限度地防范新贵为“政”不仁，以“政”谋私。

“新贵”捐资参政

2002年5月31日，记者在浙江义乌，一个私企业主云集的富裕的县级市，对乡村新富走向政治前台，作了从个案到一般的考察。我们惊异地发现，代表乡村新富阶层的农村私营企业主通过捐资参政，走上政治前台，已不是个别现象。在浙江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那里的社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那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的强烈需求，激发了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渴望。

2002年5月31日下午3时许，我们在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主任杨保伟家，见到了这个“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握手，让座，敬茶，38岁皮肤白皙的杨，举首投足间尽显浙江民营企业家精明豪爽大方之形象。两个多月前，杨捐资10万人民币，竞选上村委会主任，成为上杨村村政的核心人物。从他身上，既感受不到传统社会底层农民的习气，也闻不到旧式村官惯有的小官场气息。尽管，他在3月的民主竞选中获得的村官身份，是农民加“官”的集合体。

他的名片还是用于商务：杨力制笔厂厂长。1997年，在义乌小商品行销世界的潮流中，杨裹进了制笔业。如今，上杨村的制笔作坊，已经为中国提供了一半以上的中低档铅笔。杨始终屹立在上杨村制笔业的潮头。由此完成了他由一个有钱的义乌人到富有的义乌老板的转变。

2002年初，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在即，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三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在经济上有影响力，但始终远离乡村政治舞台的杨，如同一匹“黑马”，闯入了选举人的视线。在义乌市民政局主管乡村选举的官员看来，杨为其他村民交纳农业税的宣传是不合适的，因为交纳农业税是每个农民应该承担的义务。但出钱参选是不应该被禁止的。

于是，10万元成了为杨助选的“利器”。

第三轮选举投票中，在第二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杨，反败为胜，当选村委会主任，成一村之长，当上了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官，但事实上并不在国家官员序列的名义上的“村官”。

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考量

10万元，在中国乡村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义乌这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是市府五六个局长级公务员一年的薪水。

10万元，对杨而言，也不是一个不痛不痒的数字。杨坦言，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这笔钱，他能为10个工人发放一年的工资。因而，他掏出这笔钱的时候，不像外界说的“不在乎”。

那么，杨为什么舍得10万元捐资参政？有所舍，就应该有所得，那么杨能得到什么？

在谈论村政的过去时，杨在表达他不满意的态度的同时，提到他捐资参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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