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作主义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持续百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生死较量是二十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百年竞争显示，市场比计划更有能力创造经济繁荣。如今市场正在征服全球。但是，市场的全面胜利并不意味着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从此得到圆满解决。在市场社会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既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财富的不平等必然带来全面的不平等。如何在一个不平等的市场社会里追求平等，这是人类面对的基本问题。

市场不是自足的，它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的支持，而且政治制度对市场运行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切促使我们关注政治、政府或国家，促使我们尝试通过改善政治、政府或国家来缓解人类的不平等状况。

现代国家不仅垄断暴力，还掌握了种类繁多、规模巨大的资源，其影响遍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且极为深刻。当代主流意识形态错误地把国家看作是社会的衍生物。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承认“主权在民”原则。这一原则宣称，国家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独立的利益和追求，它仅仅是全体公民谋求利益的被动工具。实际上，国家的历史远远超过现代社会的历史。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在欧洲是一种近代现象，而在中国则是邓小平改革的产物。在当今世界，国家决不是消极被动的主体，它有自己的意志、利益和目标。国家也不是抽象的，它由一些特定的人——统治集团——掌管。统治集团有独立于被统治者的利益和追求。所以国家既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利益中立的，它或是统治集团牟利的工具，或是支配统治集团的社会阶级牟利的工具。其实政治就是一种利益分配体系，正因为如此“公正”才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

改革以来，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模式。这一模式与现代主流模式不同，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它业绩显著，但也存在大量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中国已经找到了解决经济问题的原则性方案。但是，政治问题的原则性解决方案还极为模糊。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直接相关，而后者又是政治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果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没有着落。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却缺乏正当性。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缺乏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理想及相应的制度蓝图。所以，未来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探索的根本目的，对外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对内是建设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六神无主的时代，中华民族成为无所适从的民族。中国人不知道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所以也不知道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全盘西化”，中国需要走自己的路，需要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切实可行的、有感召力的政治理想。这是所有有责任感的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使他们成就伟大人生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

二、自由民主主义批判

二十世纪最主要的制度模式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权威主义。权威主义是现实存在，但从来没有获得正当性。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至少暂时在理论和实践上失败了，伯恩斯坦、哈耶克、波普尔等人从理论上摧毁了它，而中国和前苏联则使它在实践中名誉扫地。所以要探索中国自己的政治模式，首先就要打破“民主霸权”。

正当性批判自由民主主义者宣称，被统治者的同意是政府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如果把政治思想史看成国家寻求正当化根据的历史，那么自由民主理论的确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具竞争力的正当性论据。是啊，谁有权利反对所有人都同意的事情呢？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民主主义者还宣称，只有民主国家才可能是公正的，因为它的所作所为必须得到多数的批准，因此它必然会维护多数的利益。也就是说，民主是保证政府公正对待公民的最有效形式。

当今西方流行的主流见解认为，卢梭对民主的理解是乌托邦式的，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概念已经过时，而熊彼特的经验的、程序的民主概念才道出了现代民主的真谛。在熊彼特看来，民主是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民主政治就是一个大众政治市场，在其中政治企业家兜售自己的政治产品，而选民则是以选票为货币的购买者，那些能够操纵市场的政客将执掌政权。亨廷顿指出，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现代民主的实质。

那么选举是否就能表达人民的意志，是否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西方式民主的真实功能和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竞争性普选并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也不能改变寡头政治的现实，如果运用得妙，它们还会成为消解大众反抗的有力工具。林德布鲁姆全面、系统、深刻地描述了，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富人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操纵政党、选举、议会、媒体、教育、宗教等制度建制，以达到维护自己特权的目的。他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在市场背景下，开放的竞争性选举为财富攫取权力打开了道路，其结果就是资本专制，权力被资本所掌握，统治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而劳动阶级则任由市场力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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