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港务局局长梁建伟有一个烦恼：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给位居广东省西部的湛江港一个绝佳的历史发展机会，但在湛江的西边不远，广西政府也在全力支持防城港和北海港的建设，要和湛江争夺来自广西、云南、四川和贵州的货源。
梁建伟的上司，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也有个烦恼，自从4年前他由河南调到广东担任一把手以来，虽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每年蒸蒸日上，但珠江三角洲的东边和西边发展却不尽理想，一些地区，如汕头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的局面。他虽然关心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但终究精力有限，粤东、粤西的情况又各有特殊的地方，和珠江三角洲不同，他实在无暇多顾。
不符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广东东边、福建省南部的厦门，当地的官员也在烦。从地理条件来看，要发展厦门，和南边汕头的协调比和北边福建省会福州的协调来得重要，但厦门和汕头隶属不同省份，隔省如隔洋，闽西南经济合作区谈了这么多年，成效并不显著。虽然大家都有意愿要通过合作整合经济腹地扩大市场、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但行政上的障碍和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总让这个区域的经济合作流于形式。
这样写下去大概没完没了，但这些没完没了的例子突出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省区的划分，经常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省份过大，另一方面，同一个经济腹地或自成体系的地区又往往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省份分块管辖。许多地区就因为这些行政上的制约而长期发展不起来。
实际上，省区划分没有经济合理性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它之所以产生并长期存在，就在于它的不合理性。省作为中国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的元朝。已故的历史学家钱穆曾指出，元人在划定省界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以军事控制为目的。
例如，把淮北的徐州划入江苏境内，徐州大部分外围又划入山东、河南和安徽境内，还有把南京划入江苏，南京外围的广德和芜湖划入安徽的做法，就是为了确保江苏省的地方首长不敢单独反抗中央政府。“任何一省都是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的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钱穆语）。支离破碎，就是元代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元朝以后，后来的统治者在行政区划上一直沿用类似的作法，以削弱地方独立性，维护国家的“大一统”。但是，这一做法的缺陷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今天也越来越明显。
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中国政府目前希望通过鼓励区域协作，如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来促进不同省市之间的合作。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教授郑永年认为，这样的构想存在先天的局限性：“区域经济协作不可能有效，因为它一旦有效，协作的区域就很容易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实体。”而地方的独立性加强，正是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这个观点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研究中心副主任沈体雁的呼应。沈体雁相信，中国目前省份太少，各省管理的范围过大，一些大省如河南、四川，人口都在1亿左右，带来了至少两个弊端：一是省政府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过大，对国家的稳定可能带来潜在的威胁；二是省政府管理不过来，结果在宪法规定的“中央—省—县—乡镇”四级政府以外再加入了一级不受宪法承认的地区行署，变成“中央—省—地区—县—乡镇”五级。层级过多，体制难免变得臃肿和没有效率，中央的决策就往往因为层层下达的困难而难以贯彻。
学者主张划小省级行政区
郑永年和沈体雁都不约而同地主张把目前的省级行政区划划小，来解开由于省份过大威胁国家统一，因此中央政府必须通过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来抑制地方积极性的死结。在他们的概念中，中国一级行政区的理想数量应在60左右（目前省、直辖区和自治区共31个）。
沈体雁提出的一个构想，是把省一级政府虚位化，只管国有资产和官员的考核，再通过设立规模比省小的“州”来继承目前省绝大部分的行政功能。
不过他也强调，行政区划的任何改变必须以稳定为前提，也应是政治体制改革整体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例如，在规划调整行政区划时，应该考虑到要方便选区划分等问题，来配合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完，免费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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