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出发点
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必须有一个“大战略”(Grand Strategy)[1]来指导其具体的运作，否则，国家的安全政策将永远停留在应付突发事件的水平上。而国家的安全大战略中最重要的乃是确定国家安全政策的目的，即国家所追求的理想安全环境。
一个国家的理想安全环境是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多个因素[2]和其对国家利益的定义来决定的。比如美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可以简单地概括成“没有其它任何力量(包括力量联盟) 可以和美国抗衡”，因此，美国的大战略便是“防止任何有可能挑战美国的力量的崛起或防止和阻止该力量与美国对抗”。[3]又比如，新加坡的理想安全环境是“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与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因此，新加坡的大战略就是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繁荣。
我国目前的战略问题研究很少有涉及“大战略” 领域的。[4]然而，对大战略的讨论和回答不仅对我国具体的安全政策有指导意义，更可以减少其它国家对我国安全政策的猜疑和误解[5]。
本文只想试图回答中国大战略中的一个问题，即：中国所应追求的理想安全环境是什么？特别是在亚太地区，[6]中国最希望看到的安全结构是什么？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几乎都集中在亚太地区， 因此中国的安全也将主要取决于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
二大战略：中国理想的安全环境
在这里，我将中国安全战略的目标分为全球性的和地区性的两类。
全球性目标
在全球性的安全目标上，按重要性排列，中国安全战略目标依次应该是：
A维持有效的战略威慑。战略威慑已经成为国际安全框架的基石之一，[7]因此， 中国必须维持有效的“最低限度核威慑”，以阻止任何潜在的敌对力量威胁中国生死攸关的利益。美国和日本要发展的导弹防御系统是能使国际安全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最危险因素。一旦导弹防御系统被成功部署，它将从根本上动摇二战以来的国家安全理念：即国家的安全是基于相互依赖和相互威慑的安全，因此国家的安全是相对的。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任何一国或阵营单方面发展导弹防御系统都将打破建立在相互核威慑上的相互依赖的安全概念，使进攻重新压倒防御，从而大大增加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导致新的军备竞赛。核大国间在导弹防御系统上要么合作发展，要么采取克制态度，否则军备竞赛将不可避免地升级。
B一个有别于欧洲历史上战乱不断的新“多极世界”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中国的大战略不应由某一特定的国际结构来决定。尽管人类历史上许多大规模战争均爆发在多极世界下的欧洲，但从国际关系理论上来说，多极结构至少对国家的行为从三个方面有高度的限制力：1)多极世界对国家，特别是对大国行动的约束力是各种结构中最高的；[8]2)多极世界中大国因“面子”或“信誉”而卷入没有实际利益的冲突的压力是最小的；[9]3)盟友的不确定会让大国谨慎行事[10]。
新的多极世界将在以下几点和欧洲大陆曾有过的战乱不断的“多极世界”有质的区别：1)各大国均不(或至少不明确地)与对方为敌，大国之间均保持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以保持战略的模糊和灵活性。这种战略的模糊和灵活性有助于削弱大国的野心；2)大国之间具备在关系跌入低谷时修复关系的决心（比如中美关系）；3)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化和国际准则/国际机构更是稳定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4)大国之间不只有双边合作，也会谋求多边合作；5)尽管权力仍旧是国家间政治的基础，但追求领土扩张的行为已经很难行得通，或者说过去“强权即真理”的世界已经变得相对温和。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使新的多极结构更加和平和稳定。但是，国际结构的变化一般并不能被人为地推动，而主要是经济发展(非均衡增长)，乃至是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11]因此，中国的大战略不应由某一特定的国际结构来决定。
地区性目标
在地区安全环境上，中国应追求的目标是：
A国家经济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因此，中国最重要的安全战略目标之一是保证中国的经济基础不遭到打击。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必须拥有充分的阻吓(威慑)能力，以阻止任何试图打击中国经济基础的对手都面临惨痛的报复性打击。我们必须转变对国防力量的任务的认识：国防力量的任务首先是阻吓(威慑)，其次才是在阻吓失败后，有足够的防守力量击退敌人。中国的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而在可预见的将来，真正能对我沿海地区形成实质性威胁的国家非美国和日本莫属。因此，在维持我方威慑力量的同时，也必须将中美关系至少保持在“非敌非友”的水平上。
中美日三角关系对亚太地区是最重要的三边关系。 然而，不幸的是，三角关系是国际结构中最不稳定的关系组合。因此，中美日三国都必须意识到处理这一三角关系的难度和重要性，特别是它的平衡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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