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转换的理论探索

——用系统论观察国际局势

近三、四年来，国际局势发生剧烈变化，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立格局已经彻底瓦解，国际关系重新分化组合，新的世界格局已出现端倪。这是牵动世界全局、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大变动。要理解这种大变动的性质、意义及其涉及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它的演化趋势，仅靠直观的、经验的研究，就事论事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思辨的研究，理论的探索，特别是需要用整体论的方法，亦即用系统论的方法，来解析世界各局的转换。

正确运用系统论

一般系统论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不满意用当时流行的“机械论”或“活力论”来解释生命现象，提出了　“有机体”的学说，从而创立了生物系统论。后来，在三、四十年代，他把这种系统思想升华为适合各领域的“一般系统论”，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他在１９６８年３月出版的《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一书中全面阐述了系统论的思想。与此同时，各学科运用系统论和系统工程方法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五、六十年代，系统论在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运用，也推动了这些领域研究的进展，提出的一些看法至今仍被沿用，但也存在简单类比、抽象假设、主观臆断等偏差，招来一些批评。连贝塔朗菲在上述一书中也注意到“无意义的类比”有使一般系统论“被断送的危险”，他反对当时很流行的把国家和民族视为“超级有机体”的看法，认为这会导致“极权主义国家的组织，其中个人就像有机体中无价值的细胞，或者像蜂群中一只不重要的工蜂”。尽管如此，但不应由此否定系统论作为科学方法论的普遍意义，不应由此断言系统论不能用于社会和国际关系领域。应该承认，如果说十九世纪初叶自然科学三大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所形成的第二次科学综合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那么，系统论则是二十世纪高科技的助产婆，是自然科学第三次系统综合的产物和哲学升华，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一脉相承，都是科学的方法论。

当然，西方五、六十年代应用系统论研究国际关系出现的一些情况和偏差，也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运用系统论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运用系统论解析当今世界格局转换时：

第一，要把系统论和其他当代科学方法论，如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学，勒内·托姆的突变论以及信息论和控制论等等相结合，以补其不足；

第二，要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相结合，而不是使两者割裂、对立；

第三，在侧重用整体论把握世界格局变化的同时，亦应注意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使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以保证判断的准确性。

世界格局转换的理论框架

第一，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现在，世界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的发达手段，经济上的互相渗透和文化上的互相交流，已经把世界变成为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之间互相影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因而，完全可以把由各国组成的世界视为一个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亦即完全可以视为一种系统。其中一个或更多参项的变化，会引起其它参项或参项组合发生变化。因此，用“线性”即单向因果链的方法观察国际关系是不够的，必须用整体论的方法，互相作用的观点，来观察本来具有多维属性的国际关系的变化。

第二，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他们各种来往的机械相加，而是组成一种结构，一种具有严格层次性和固定运作轨道的国际关系结构。世界各国、各类国家、各大力量中心在这种结构中处于各自不同的地位，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他们之间结成各具特质的关系。这种结构的层次性、等级性还表现在全球大系统和地区子系统以及同经济系统、军事系统等的隶属关系和相互影响上。现在常说的“世界格局”就是指的这种国际关系结构。

第三，国际关系结构取何种模式是由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和力量的对比关系决定的。综合国力中的领土、人口、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实力、科技水平等　“硬件”因素，决定国家力量的大小，而民族属性、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地缘政治、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等“软件”因素，则决定力量的发挥程度和使用方向。只要各国力量对比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关系结构就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因而，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在观察变化万端的国际局势时，要注意判明是结构性、格局性的变化，还是结构、格局范围内的一般变化。

第四，世界各国的“异速增长”（贝塔朗菲语），亦即通常所说的发展不平衡，到一定程度，就会破坏各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平衡，从而导致在原有力量对比关系上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的瓦解，并在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基础上形成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一般来说，新旧格局的交替，要经历长期的渐进的量变过程和急剧的质的突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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