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传播学引入我国已有二十年的时间，您作为我国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回顾这二十年所走的路程，您感觉传播学给我国新闻学研究带来了哪些借鉴和启发？
孙：传播学的引进和介绍，首先推动了新闻学的效果研究。在美国，最初的传播研究是十分注重效果研究的，它主要是为政界和商界服务的，比如用于竞选预测和商品市场调查。我们传统的新闻学只是一味地注重上传下达，只重视传播内容的质的规定性（如阶级性、思想性、知道性、战斗性等等），不很重视传达到基层的效果，也不重视传播效果的研究。传播学引进后，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更关注新闻宣传的效果，也懂得如何测定这些效果。其次，在传播学推动我们新闻学对效果的重视的同时，也推动了对受众的研究。以往我们只注重对把关人意图和传播传政策的领会，而忽视对受众的研究（即使有过对受众的关注，也是有限的和局部的）。再次，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量化研究。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是用思辩方法来作定性分析。量化研究方法的引入，打破了单一的定性分析研究，增加了量化方法，如抽样调查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实验方法等。其成果之一，是使舆论研究开始展现新的面貌。当然，思辩的、定性的研究是我们的长处和优势，要继续保持，不能用量化的方法取而代之。彼此不能偏颇，要相辅相成。
记：目前，海峡两岸都有一部分人在致力于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我国大陆也出版了的第一部传播学本土化的专著《华夏传播论》，那么，您作为该书的主编是如何看待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
孙：台湾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在1978年大陆刚刚开始引进传播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写了很多研究论文，甚至还出现了宋代传播史的专著。海峡两岸学者曾经在厦门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研讨会，在第一次会议之后，共同完成了一本论文集，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次会议以后，我们两岸近30位学者共同完成了一本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常识性专著《华夏传播论》。通过厦门的三次会议，大陆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也在铺开，搞了一些专题研究和断代史研究。继明代传播史问世之后，象唐代传播史、宋代传播史和秦汉传播史也有人着手研究。当然，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既包括从传统文化，也包括从现代文化中找寻材料。近现代文化中的大众传播、团体传播和组织传播中，也都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古代传统文化里有大量的人际传播和印刷传播。其中传播事例、传播现象数不胜数，中国人的传播智慧，总结出的传播原理非常多。从大量流传下来的谚语、格言中就可见一斑，象“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上次在厦门的会议中，厦门大学的黄星民副教授提出要写一篇“风草论”的论文，“风草”一说出自《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行草偃”讲的是德教化民的道理，是说君子的德教传播，如风掠过，老百姓接受，会产生象草应风匍匐一样的效果。“风草论”可能比“魔弹论”更贴切，因为它与“魔弹”一打就倒还不一样，草在没有风的情况下，还可能恢复原样。那么，要想让老百姓能顺应你的意向，信息就得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才能使他们一直处于接受的状态。依我看，这个“风草论”就可能胜过西方的“魔弹论”。再如，我国古代的说服传播实际上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历代朝臣对皇帝出神入化地劝谏等等，不知道有多少艺术和技巧值得加以总结。
所以，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许多多的传播宝藏等着我们去挖掘。不要一说到传播学，就认为是国外的，一味地把中国的传播现象套入到国外的传播学原理中去，拿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做纲目，用中国的传播例子充填之，如果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谈不上研究。有些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借用，但如果我们能在自己的文化中总结出新的原理，概括出新的语汇，就应该用我们自己的，最后都汇集到传播学的河流中去，当然也不能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现在不要忙着去争哪一个是正宗，哪一个是不正宗，因为整个传播学仍处于初创阶段，我们每个人如果有能力都可以自己开辟一块阵地来研究。被称为“传播学的集大成者”的施拉姆，其成就不正是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之上做出的吗？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从传统文化典籍中非常辛苦地找寻传播事例、语汇、和思想的人，象台湾的关绍箕博士进行的这类基础性研究，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了素材，提供了方便。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种辛苦的研究的。
记：你们在《华夏传播论》中尝试过总结有中国特色的原理吗？
孙：我在主编《华夏传播论》时，曾声明尽可能地总结出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原理，当然，这本书作为首次尝试，也不要要求过高，不能搞牵强附会的创造。我在编写“政治传播”这一章时，试图从我国古代十分丰富的政治传播活动中总结传播特征，发现了“决策圈”和“信息圈”的对应关系极其不同后果。比如，我国古代就创造了“朝议”、“廷争”的政治传播形式，皇帝和大臣组成的决策圈在一起交流和沟通，最后由皇帝拍板，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颇有效率。这个决策圈同时是政治传播的信息圈。但在古代中国，皇权高于一切，在“朝议”中大臣们也不能畅所欲言，常常是通过揣摩皇帝的心思来表达意见，这样还是会造成很多弊端。还有封建社会的宦官专权和外戚专权，宦官和外戚与皇帝的特殊关系甚至可以超过皇帝与大臣的关系，他们垄断很多信息，在给皇帝提供信息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狭小的“信息圈”。无数史实证明：决策圈和信息圈一致，政治就清明；而决策圈和信息圈不重合或相分离时，重要的信息大臣们得不到，甚至皇帝也得不到，就会出现阴谋政治，政治就腐败。在“文革”期间也曾一度出现这种情况，政治局本是决策圈，但全国的信息总汇却在“文革领导小组”，决策圈和信息圈分离了，最高领导人被真真假假的信息所左右，就出现了极度的政治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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