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苓
成都
目前世界上仍有不少地区是“一城一报”或“一城两报”，而香港早在1960年就有每日30种报纸发行面市了。到1970年，每天出版的中文报纸就有70家，1980年降至63家，1990年虽然再降到39家中文报2家英文报，出现了20年中的最低点，但业内人士出于对香港中文报业长期蓬勃发展的坚定信念，仅仅将此现象称为“小低潮”。到1993年，香港每天出版的中文报纸已回升到41家，英文报纸亦增到7家；1997年底，全港中英文报纸共46家，其中有29家以报道本港和世界新闻为主，5家集中报道财经新闻，其余的则专门报道娱乐新闻，刊登影视圈消息。如果，再横向地看629万香港市民每日除可选择46种报纸之外，还可于711家杂志，24条电视频道，15条广播频道，190个电影院及联通全球的电子网络中选择能满足自我需求的信息的话，我们就不是仅仅感叹这个弹丸之地资讯的“超载”提供，更会惊讶在如此密集的传播业中，报纸作为传统的纸质媒体的不可替代性了。
是怎样一种体制在支撑香港报业？而体制中又有哪些因素在起着制衡的作用呢？
一、多元体制
笔者认为，香港报业数十年的稳步发展以及在客观环境的骤变、振动、大起伏、大改组中始终保持繁荣，是同他们始终推行一种与高度商业化社会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导向下的多元体制分不开的。
所谓多元体制，指完全开放式的自由报业经营机制，它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1.自由、公平的投资环境。
首先，人们都可以投资报业。凡香港公民，或持外国护照的驻港人士，甚至抵港旅游者，一旦想在香港本地印制销售报刊以牟利，只需到政府税务局辖下的商业登记署完清申报手续，就可开张营业了。其次，报业投资回报直接受市场规律调节，业内资本的流向完全处于一种“自由进入或退出”的开放状态。再次，报业营运高度法理化。香港的新闻政策是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以“普通法”体系的形式，零星散布于各种《条例》之中的，1991年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更使香港公民“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三个方面的言论自由”（注：《传播法新论》：梁传贤，陈文敏主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权利受到宪法性的保障。
2.投资结构多元化。
完全开放式的投资环境，使香港报业的投资体制由多元化产权构成。即由本港资本、外国资本、大陆资本、政府资本、社团及私人资本等多元资本构成。目前大陆资本扶持的香港报纸有4家：《大公报》、《方汇报》、《商报》、《深星时报》。在香港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和强劲的商业目标作后盾，仅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报纸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目前直接在香港零售发行的大陆和台湾报纸，仅仅是极少量的电脑版和航空版，公民能见到（包括非售卖场所）的台湾报纸也只有11种。驰骋香港报业市场，成为主流报章的，仍然是由港资支撑的港箱报业集团和外资国际新闻传播机构。总之，香港的低税率环境，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健全的法律及金融架构，完全自由兑换而又可靠的货币，高效率的交通及通讯网络，的确使香港和海外的一些实业家对投资报业产生兴趣。而且，无论是港资还是外资，是个人独资还是社团合资，只要投资者认为有利可图，就可以登台亮相。
3.市场扩张多元化。
有经验的投资商从来不会轻易退出他曾占有的任何一个市场，而把市场扩张行动视为保护其竞争力的手段。因此各报章或通过增版、加彩页、设新栏目、降价、兼并等方法拓展本港市场；或以入股、收购破产公司的手段，开辟大陆或海外市场；也可在社会急剧变化、时局不明朗因素增多的时期，搞跨媒体联营，如报社办杂志，报社争购电视频道，报社占有电台波段等等。其目的，就是要推出强者更强的形象。
下面要着重探讨的是，在这种多元体制中发挥制衡作用的五个主要因素。
二、制衡因素
1.政治因素
香港报业自1949年后，一直成为大陆与台湾不同政治立尝观点交锋的中介。因此，一些报章由于得到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的经济支持，发挥的是宣传而非牟利的作用，即使财政亏损亦不影响其继续发行。近几年亲台的报章已逐渐消失，而宣传大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报纸却占越来越大的比例，一些报章的大陆信息版面占有率也呈上升趋势。如《大公报》已占14%左右，《文汇报》大约占15%（1997年7月至12月的调查统计），而一向定位为精英知识分子报纸的《明报》，在1997年12月举办的“97年全球华人关注十大新闻选举”活动列出的20个被提名新闻中，大陆新闻就有6项，占参选新闻的30%。原在大陆创办中国官方英文报纸的《中国日报》的冯锡良，1997年4月被《南华早报》聘任为中国顾问。香港的其它报纸也在回归前后开始考虑“在香港和大陆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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