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媒介文化研究方面贡献甚巨的有两大学派，即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他们基本上构成了媒介文化研究史上的“双璧”。本论文重点比较了两个学派的差异，认为相同点有三：他们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都不仅仅是种单纯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更是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都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之处有四：研究视角与旨趣的不同；截然不同的受众观；悲观派与乐观派的分野；具体方法论差异等。最后，笔者总结出了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文化研究学派的转变过程中，实际上发生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文化精英主义转向文化民粹主义，从政治性转向方法论，态度上从悲观转向乐观。
【关键词】 媒介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Abstract】Two ways of Media Culture Stud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Frankfurt School and Birmingham School On Studies on Media Culture
By
Kong Linghua
Frankfurt School in Germany and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have been playing the most important roles , and they have constructed the "two peaks" in the studies on media culture.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They share three similarities, namely, both are critical schools; both are better described as means of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rather than as pure studies on media culture; and both apply the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Meanwhile, the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four aspects: views and interests, audiences, attitudes (optimism or pessimism) and applied approaches.To epitomize, the autho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rocedure from Frankfurt School to Studies on Culture, three conversions have taken place: cultural elitism shifts to cultural populism, politics to methodology and pessimism to optimism.
【Key words】Media Culture
Frankfurt School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school
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
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
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1]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象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霍尔的三种解读媒介文本的方式就是一个鲜明的理论证明。其后的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总体而言，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是围绕着媒介权力展开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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