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视同中国社会总体的发展一样，始终在承受着“变革”的拷问，对这种拷问，应该说，中国电视人也经历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变化。从初期对这种变革可能带来的旧有秩序的颠覆而引发的忧虑，到对由变革而“做强做大”的期待与想象，直至因变革的矛盾、危机而生的焦虑。这一过程，大致构成为中国电视人面对“变革”所引发的心理三部曲，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出时代演进的诸多意味。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电视变革的焦虑，已愈发集中到“体制变革”层面的制度要求与中国社会总体背景的矛盾与冲突上来。从电视宏观体制上的政企分开，赋予电视媒体更多的社会主体地位，到微观体制上建立市场化的产业组织形式现代企业制度)，这种体制变革的声音几致成为学界、实务界对“变革”思索的一种主流声音。这种声音的意义在于，它看到了中国目前的电视体制尤其是各电视媒体的微观体制——产业组织形式及其治理结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愈益暴露出其局限之处。从整个中国电视的发展来看，最为紧要的就是体制的缺失与改革。应该说，这种对“变革”主题认识的变化，使得中国电视的变革日益从局部片面走向总体、本质，它反映出中国电视变革的日益深入，它的意义因而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在我们充分肯定这种“体制主张”的意义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在这种主张之下的另一种观念化倾向。那就是在“体制派”的思想意识中，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变革”这一复杂多面的问题简单化。对“变革”的理解往往“去繁就简”，把“变革”的所有侧面简约为“体制”问题。过于看重、倚重变革的目标形式，而淡化、忽视了目标实现的制约性因素。将目标模式与环境内涵相脱离，试图以一种固定不变的、超越时空的市场化产业组织形式，来对“变革”的方向、目标、途径进行判断设计，从而消除一切发展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一背景下，“体制变革”论常常变异蜕化为“体制万能”论。在这种对“变革”理解判断的观念化误区中，有一个很鲜明的现象，就是忽视了体制变革中的文化问题，将文化对体制变革的重要制约作用简略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以“体制”形式目标来设计变革的探求，变异为一种传媒空想，消解了它在现实中本应具有的意义。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其实对现实社会实践至少能有这样一种启示：各种社会变革绝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超越时空的最佳模式。评价一项变革的优劣，最根本的是要从变革成本最低，而变革效率最大的角度考虑。近代史中无论是康梁维新派，还是孙中山革命派，他们所设计的理想制度模式，一旦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制约下的社会文化现实相遇，就变得脆弱不堪，难经一击，显示出了理想化甚至空想的一面，正是启示出这条真理。
中国电视体制的变革，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其复杂性、艰巨性一点也不逊于任何一个领域的变革。纵向上的历时因素，横向上的共时因素，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无不以或隐或显，或深或浅的方式，影响支配着它的走向，制约着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来说，体制变革从中国电视发展的整体背景而言，它还不是最终的目标。无论改良还是革新一种体制，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体制，体制的变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带动、引发起中国电视发展从宏观上的价值取向到微观的行为方式的变革，以适应时势的发展。这样，这种变革才有实际意义。换句话说，体制变革最终指向的是一场电视文化的革新，是在做强做大基础上所生发的中国电视文化的革新。体制变革的落脚点在于文化，体制变革是否深入，也在于看它是否引发文化的革新。因此，考量体制变革的优劣，不在于这种变革本身设计的“最佳性”，而在于它是否能以最低的变革成本，赢来最优化的文化革新，即促发了中国电视行为方式、价值观上的变化。这样，这种以“体制”来对变革加以判断、设计的模式，能否顺利实现它的变革目标——文化革新，首先必须重视这种变革目标与现实文化的相容性及现实可能性。换句话说，是否把这种体制变革与现实的文化环境相结合而非割裂，是否对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地转化、利用，成为体制变革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很关键的制约因素。
在电视体制微观层面的革新，即电视媒体微观管理体制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治、德治与法制的冲突问题。“体制革新派”认为，在中国电视走向市场化、产业化的过程中，电视媒体内部的微观体制，长期以来都实行的是一种计划体制背景下的“人治化”模式，这是一种以“情感”、“道德”为特质的管理，系统组织目标最根本的是靠情感链条、道德链条对组织成员的连接、约束来加以实现的。这种模式与以法理精神为核心的现代市场精神背道而驰。市场化的产业组织形式最根本的是以契约形式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加以约束，从而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中国电视要真正走向世界，迎接市场化、产业化的挑战，必须摒弃“人治”传统，建立充分市场化的现代产业制度。“一流企业靠系统，二流企业靠人才，三流企业靠老板”，正是这种观点的典型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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