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形态研究

如果我们把新闻生产视为一种社会过程，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路径，就是分析新闻生产过程当中的权力实践，这种权力实践主要通过信息传播的所有参与者和新闻机构组织内部实现（Breed,1955,;Gans,1979）。基于此，本文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生产领域的制约/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与以往常规的研究不同，本文并不主要进行制度分析，相反，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深入细致地描述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来考察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和动态的特征。

从理论上说，这个关乎媒介控制的权力实践问题是十分宽泛的。Tuchman认为新闻生产依赖于将新闻专业理念内化为编辑部内部日常运作的常规行为，而外部的媒介控制力量则往往来自政府、大企业等相关组织（Tuchman,1980）。也有相当一些学者研究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的权力关系（Rosheo,1975;　Manoff　&　Schudson,1986;　Ericson　etc.,　1989），或者媒介的意识形态控制　(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1976)。

那么，在如此丰富的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为什么要研究与中国社会转型相关联的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90年代末英国相关的媒介与文化学者曾着力描述过东欧社会转型中媒介的制约力量，认为政治家、商人、媒介组织的所有者和他们的雇员均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起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影响作用（Sparks　&　Reading,　1998）。由于这类研究大多更接近媒介与社会的制度分析，因此新闻生产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权力实践本身，却往往被不经意地被忽略掉了。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新闻生产环境而言，由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媒介正处在巨大的变动过程当中，媒介的双重性质和功能导致新闻生产中宣传导向与市场效益之间矛盾突出，新闻价值标准模糊不清，编辑部的运作规则缺少制度化保障，新闻从业者个体与新闻媒介组织的身份认同涣散（李良荣，1995；　Zhao，1998;　陈怀林，1999；Lee，2000;　陆晔　&　潘忠党，2002）。以上种种因素造就了当前中国新闻生产过程中宣传政策、媒介组织运作逻辑、消息来源及其他社会力量与新闻从业者自身的权力博弈。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即考量这些权力实践和权力关系究竟是一般意义上的转型社会的临时特征，还是中国社会的固有特征？

本文采取的是被社会学家称作“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孙立平，2001）。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研究策略，理由之一是中国新闻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其中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即被有关学者概括为“临场发挥”的特征（潘忠党，1996）。只有我们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并非宏观的结构而是微观的动态的实践行为上——正是这些流动的“微小实践”（de　Certeau,1984）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和重大历史场景的社会过程，我们才有可能超越因果关系的传统视野，理解和解释新闻实践活动中具有不确定性的权力关系的“深层游戏”（　deep　play）逻辑，并将“支配的微观结构加以理论化”（孙立平，2001）。

本文从宣传管理、媒介组织、消息来源三个方面来分析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从中透视这些权力实践形态与社会转型特征和中国社会形态的关系。与西方新闻业不同，包括新闻生产在内的中国媒体改革的一切微观实践过程，都是在宣传管理的控制机制之下展开的，因此，这个领域的权力实践行为，构成了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层次；由于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具体实践单元，而其中最能够体现媒介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的场域就是通过“新闻判断”来建构作为新闻业共同标准的专业逻辑，于是我们把这个场域作为研究的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关涉新闻生产实践过程中资源与利益分配的媒介组织与消息来源的关系；这三个层次体现出新闻生产过程中权力实践的动态的微妙情景。

文中使用的所有资料，均来源于2000-2001年作者及合作研究者以及研究助理们在京沪粤三地不同媒介的参与观察，包括田野日记和深度访谈记录。[1]与“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相一致，这些田野调查资料把研究对象转化为动态叙事的故事文本，并构成对当前中国新闻生产实践与社会转型关系的厚重描述。

尽管不同的研究取向都有可能在各自的理论架构下使用“权力”、“控制”或“影响力”这样的概念，但是，在我们的分析框架里，只有将权力视为一种具有较高同一性概念，我们才有可能在涵盖不同层面社会影响因素的同时，指涉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动态特征——归根结底，通过新闻生产的实践活动，考察权力是如何被接受、软化或抵制的。因此我们沿用Koltsova对当代俄国的新闻实践进行研究时采用的分析框架（Koltsova,　2001）：1）权力是实践活动本身，其特征在于“行使”（exercised）多过“控制”（possessed），2）权力并不意味着单一的压制，而且还是可以生产的（de　Certeau,　1984;　Foucault,　1977）。

本篇文章共7页，此页为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