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总是很羡慕我有一个好导师，年轻有为。我在得意之余也很想有个机会了解一下自己导师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天随人愿，今年1月底，胡老师从加拿大回国过春节，当我诚恳的表达了希望采访导师的心愿后，胡老师幽默地说：那你要好好完成作业。采访那天一大清早，我怀揣早饭冲向办公室，却见胡老师也正匆匆忙忙的拿着面包走来，一脸歉意地说：“昨天很晚才从深圳讲课回来，今早一睁眼就到采访的时间了。你们吃过早饭了吗？”“吃了，您先吃着热热身。”我接话道，大家忍不住笑了。在愉快的气氛中采访开始了。
“西门菲沙”归来话传播
徐蕾：胡老师，您刚从加拿大回来，气色很好，帅了不少。
胡正荣（笑）：谢谢！在那边自己做饭吃，注意了营养平衡，还吸收了很多新的学术营养，所以气色很好。
徐蕾：原来是这样啊。胡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让您吸收营养的是什么学校？
胡正荣：Simon Fraser University.这个学校的名字翻译过来就叫做“西门菲沙”，很可爱的名字吧。
徐蕾：西门菲沙？很有创意。胡老师，您是2002年10月份去的加拿大，在这段时间里你主要做什么工作？在加拿大和在国内工作比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自己是否有很大的收获？
胡正荣：当时加拿大有一个课题立项，我申请的课题项目被批准了，所以就动身去了加拿大。在加拿大的这段时间里我主要是做研究工作，和那里的的老师交流我的设想，互相沟通。自己利用一切时间大量地找资料、看书。我所在的那所学校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图书馆的资料特别多，种类也很全。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相关资料就太少了，这样我们的眼界难免就受到限制。另外，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自己在国内坐下来思考问题的时间太少，但是在国外自己就可以沉静下来，可以思考，把自己原来的认识重新拿出来思考，结合更多的资料，在更广泛的全球背景上，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认识就更加深刻一些，这包括我对媒介产业还有其余一些国内炒作比较热的东西，有了一个相对清晰、全面而冷静的分析，形成比较合理的概念和架构。接下来我在加拿大还有半年的时间进行学术交流，我准备利用下半年的时间，去访问一些媒介机构和大学，写一些东西，把自己的思路梳理一下，整理出来成果。
徐蕾：也就是说您在加拿大有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那您具体研究的项目是什么？
胡正荣：主要就是比较加拿大和中国两个国家不同的媒介政策和规制。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题目？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媒介最发达的国家，但是中国、美国两个国家的制度不一样，媒介体系不一样，我们国家的主流是国营媒介，美国是私营媒介，另外美国是信息发出国家，我们是信息接受国家，因此没有太大的可比性。但是加拿大的情况和美国不一样了，我们与加拿大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一，加拿大多少也是个信息接受国，它在美国身边，文化和传媒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加拿大的政府如何协调处理这种影响，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可以帮助思考如何做好我们自己的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另外一个可比性在于，加拿大最大的广播公司是国营的加拿大广播公司（CBC），他们与私营媒介单位的竞争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尤其是加拿大与美国交融有几百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徐蕾：除了加拿大，您也去过很多的国家进行学术交流，那些国家对传播学的研究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胡正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总的来讲，包括这次去加拿大，我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感受是国内学术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比较单一，比如，简单的物我两执的二元论非常流行，即非左即右，非好即坏，非黑即白，在传播学界这种问题表现的就很明显。我们对于传播学的认识基本上也是二分法。比如说，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定量和定性等等。从大的方面来说这样两分可以，但是它们中间是有灰度的，简单说来，黑白之间是有灰度的。我们对学术的认识，要更符合实际，要客观的描述。比如说像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媒介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等，在德国、英国、加拿大会多一些，在这些国家，真正美国传统学派的影响不占主导，主流反而是繁多的各种学派。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在媒介和传播方面，加拿大的传媒是受大国影响的，所以，加拿大就会反思：怎样才不会被影响，或者使影响小一些。但是如果说对于传播效果，对于传播对象感兴趣，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沟通，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传播，则在美国有比较好的传统。目前，我进行媒介和传播政策与规制的研究在欧洲、北美都是正在被业界、学界和政界共同关心的。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都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众多的成果。其实，我是希望结合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些研究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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