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变：大众传播研究话语中心的消解

[摘要]

论文对大众传播研究从传统话语主控到这一话语中心消解，并向主要以文化批判研究为代表的“另类”话语转变的过程进行了概括梳理，同时分析了这种转变的背景、动因、现状和前景。本文是2001年11月作者在韩国延世大学传播研究所召开的“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文化批判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关键词]

大众传播研究；话语；中心消解；文化批判

传统的传播研究关注传播参与社会的性质与特征，并因为传播对文化、政治和经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而将其视为一项必要的社会实践。然而，随着在文化与社会研究中确立媒介传播的中心位置这一颇具说服力的多学科要求的出现，传统的传播研究已经被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转变所颠覆。

作为一项特殊的社会学科，“大众传播”以其对于传播的独特理解，对于媒介在社会中地位的独特理解，出现在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它的普及，推动着“大众传播研究”的建构，并使之成为一项生产和散布“大众传播”知识的特殊的社科活动。

本文论述作为一项传统社会科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消解，并探讨认识“大众传播”的一些另类视角和见解。这些视角和见解来自变革中的意识形态观念，显示出对于社会中有关传播与媒介问题的清醒思考。这是对自我反思要求的回应，也是对思考变革的创造性潜能这一要求的回应。话语转变产生了有关传播与媒介知识的另类形式和主题，其结果是要求对“传播”概念进行再探讨。

“大众传播”作为一个逐渐形成的庞杂的研究领域，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尤其是在二战后，一直与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急骤涨潮相呼应。这成为此一阶段大众传播研究的特征，并影响着人们认识媒介和媒介效果的尝试。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学为基椽—因而也与传统的机构设置和学科实践相联系，“大众传播研究”表现出对于定量方法的强烈偏重，并且分享着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指导原则。

这样的指导原则，就像它们建构了所谓传播现实一样，决定了人们对于传播如何“真正”　发挥作用的思考；而且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准则，即所谓公正、价值中立和客观观察。其结果是大众传播研究只是在探寻一个从科学上说可以认知的世界——既存的媒介环境，一个唯一与科学探索的合法领域有重要关系的世界。然而，考察过去数十年来盛行的理论，不难发现，有关现实是否被准确(实证主义)地或非准确(后实证主义)地描述的争论，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不过是为维护处于支配地位的庞杂的传播研究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研究用普适性技术以及制度性、整体性目标(和功能)来界定媒介与传播的现实，后者典型地迎合了特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并且为作为(社会)知识和(政治)权力来源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成长，提供了环境。

从“传播”到“信息”的决定性转变，便是将这些利益制度化的例证。这种转变与控制论的出现相呼应，与其对社会意义的科学解释相伴而生。尤其是，信息社会的概念浓缩了既有的社会科学超文本概括和因果解释的一切真经，对预测与控制的可能性大加称颂。更确切地说，作为技术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信息社会的概念，消除了旧的(传播)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些概念在传播研究发展早期，由芝加哥学派提出并加以应用，亦为社会的科学建构和媒介技术的文化应用留下了空间。将传播视为信息，这种理解产生并且由新闻与大众传播领域的研究实践所强化，同时，亦为工具主义地研究现代传播过程提供了基础，后者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信息现象进行鉴别、界定和解释，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推动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使它作为一个探索领域被合法化，并促成了一些“大众传播”研究专家的成功。这些专家与商业和政治利益有着专业上的联系，因而，当美国从文盲到暴力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传播议题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时，他们也与知识的生成和权利的运用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大众传播研究”的出现反映了一个确定性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随着复杂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而出现，是战后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产物，亦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获取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互为补充。数据至上的信念，显示出对于可确知的社会与政治信息产品的强烈偏重；舆论调查的出现，以及对这一方法的信心和对预测的依赖，则反映出一门应用科学服务于经济与政治利益的无限的潜力，并使研究活动那种不顾史实、脱离环境的特性合法化。这种研究关注信息而不是知识，仅仅寻求对问题的即时解决之道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解释。此一时期，作为社会或政治事件的显现，这类活动在新闻和广告领域被突出地复制。它们凭藉“大众传播”研究团体的支持，延续了某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对于真理与现实的看法，直接反映了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观点。

结果，“大众传播”从一种社会现象，变成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一项涉及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研究主题，这些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均受到视传播为信息的观念的影响。人们讨论的典型问题是遵从既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秩序——从媒介效果的角度说，就是对信息和信息流动的控制——而不是疏离或反抗(比如，“什么”或者“谁”未被反映，为什么未被反映?)。按照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争夺支配权的斗争需要迷惑大众而不是捕捉大众，用媒介环境分散大众对于现实社会环境的关注。如此，媒介技术的可使用性和媒介内容的标准化，用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的说法，即所谓文化工业，才成为以付出最小的传播努力与能力而存在的信息社会的基矗其综合效应——在内部外部竞争与冲突时期，对于军事和经济目的而言十分重要——已形成现实的生产与消费活动。在谈到权力与影响力的社会分配时，它们提供了衡量“大众传播”社会作用的一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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