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建设与媒介引导的新形式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已近一年，但相当媒介除《纲要》颁布时做过一些报道外，很少有后续报道和集中报道。平心而论，大多数媒介也认识到参与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但苦于找不到有效的形式和方法；宣传难免老一套，缺乏创新。这成了一个制约瓶颈。

那么，分析研究近年来我国媒介引导公民道德建设的几种新形式，或许有助于开阔思路。

一、抉择故事，从细微处培育良知

1993年中央电视台开办《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很快成为一股潮流。不久，人民日报开设“普通人的故事”、中国青年报开设“冰点”，许多地方媒介也有类似的栏目节目。人民日报登载过一位矿工讲他的妻子买窝窝头，回家发现被多找了5元钱，急忙返回市场退还。“妻子把5元钱退给他后，小伙子感激地说：‘今天遇上好人了，要不我就半天白干了。’妻子退钱是有原因的。去年12月，她在集市上买猪肉，付给摊主100元，结果摊主少找了10元。过后回去找，摊主死不认账。为这事气得她好几天不上街买菜。妻子说：‘人家少找了咱钱咱心里有气，骂人家不讲良心；人家多找了咱就悄悄装起来，等人家明白过来，肯定也会骂咱／”

这个故事中包含典型的道德推理：在冲突中作出抉择。一方面是道德准则——要讲良心；另一方面是现实利益——钱是重要的，仅仅为10元钱，就气得她好几天不上街。冲突的结果是良心战胜了金钱。这正是道德的特征，正如康德反复论证的，道德之所以为道德，正在于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与感性存在的对峙，它经常自觉牺牲幸福和享受，不屈服于本能的需要和欲求，为了道德“义务”去做“应该”做的事。

汉语的“良心”（“良知”）有两层涵义：一是“良”即道德；二是“心”即意识，良心良知就是道德意识。个体道德意识的培育有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最初，道德要求是外在于个人的，是作为社会规范强加给个人或作为习俗灌输给个人的——他律；逐渐地，个人将这些要求“内在化”，自觉地用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自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古人讲的“积善成德”，就是良心良知的培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不完全依赖于理性，就像我们对儿童提出各种“应该”和“不应该”的道德指令，却通常不解释“为什么”。道德教育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以少量理由说明的反复灌输。

纯粹说教是枯燥的，甚至会激起逆反心理。因而，需要把道德要求包裹上故事的“糖衣”。英国小说家佛斯特说，故事是小说的最高要素，它有一个极大优点，使读者想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故事的悬宕（悬念）是诉诸人的基本好奇心。《一千零一夜》里面那个才情高绝的公主，她救了自己就因为知道如何运用悬宕，每当太阳升起，就把故事打住，让那位国王张嘴打呵欠，又想听后面还有什么……[①]现代人忙得身心交瘁，还要应付洪水般泛滥的信息。要让他听你的，最好学那个阿拉伯公主，不断“然后……然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哪怕是普通人的平凡故事，像坚强的儿子照顾生病的父母挑起家庭的重担；像节衣缩食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家庭主妇；像默默背起大都市最后几只粪桶的返城老知青……都感人至深效果特好。关键那是寓教于乐，以情感人，从细微处潜移默化地培育公众的良知。

沿这条路子走下去，挖掘有关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抉择故事，媒介引导还大有可为。陈力丹先生认为考虑到公众的容易接受，以下五类信息尤其需要媒介引导时予以注意：一是满足人们“渴望高尚，追求高尚”的求善性需要的；二是有助于人们走出困境，获得道德上解脱的；三是有助于人们坚定某一信念而获得道德认同感的；四是满足人们社会活动中的道德需要的；五是满足个人道德慰藉的。[②]这五类信息——按寓教于乐，就该是重点挖掘包含这五类信息的抉择故事，都是以正面引导为主。“性善论”与“性恶论”是道德哲学的经典争论。如果把“性善论”去掉神秘色彩重新解读，理解成人人都有向“善”的潜在可能性，人人心中都有“道德的种子”；那么，媒介引导就必然倾向于性善论。先假定“人本善”，多用道德抉择故事，唤起向善的可能，促成种子的发芽生长，促成良知良能一点一滴的培育。

二、直击热点，回应时代的挑战

仔细观察，道德通常有两种成分：一为维持社会机体的一般功能所需；二为应付对社会机体的严重挑战和问题所需。媒介由于承担着监测环境的特殊功能，它尤其要关注后一种。

1999年，武汉一位个体餐馆的老板为了抢救不慎被毒蛇咬伤的打工仔，不惜重金包专机连夜送他到广州抢救，还有数百人自觉参与抢救行动。南方日报和广州其他媒介在同一天得到新闻线索，发出的第一篇报道与其他媒介也无二致，就是地道的社会新闻。然而，深入思考后他们意识到：包机救人事件除了具有可读性，还生动反映了新型劳资关系和新型人际关系，回答了一代人的道德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转型期，在金钱和道义之间怎样选择？这才是新闻的真正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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