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人类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自身、社会和自然的理性思考。即使是应用研究项目，也属于理论层面，不能像政策研究室的研究那样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当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为国家的发展做一些政策研究。但是，如果把这类较为特殊的研究作为一种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认识，赋予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以这种任务，等于毁灭这种科学。江泽民2002年“7.16”讲话提出了社会科学“认识真理、服从真理、发展真理”的任务，正确地说法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性质。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是间接的、渐进的和长远的。“立竿见影”的思想在任何时候对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有害的。但是，现在要求“立竿见影”的表现随处可见。例如有的著名高校提出“春种秋收”的口号，而且收获的还必须是“最前沿的科研成果”，真地把学术当成了工业生产的流水线。这其中浸透着明显的学术功利性，不乏浮躁气息，与良好的人文传统相悖。
自然科学通常有精确的衡量标准，社会效果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量化。人文社会科学无法提供像自然科学那样明确的评价依据，即使存在社会效果，也难以用数字来显示。因此，在评估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方面，不能简单地把工程计量方法搬到来。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量化管理无孔不入，助长了学风浮躁，造成不少鉴定通过、便无人问津的“成果”。
现在评估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标准，一是看课题来源的“级别”（这是一种行政概念），二是获得某个行政级别的奖项，三是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四是被传媒报道。这些要求其实并没有法律法规和红头文件的依据，大多是各个单位自行颁布、单位间相互模仿、攀比的结果。被恩格斯称为“地球上最美的花朵”——人的思维，就这样变成了可以被精确统计的对象。
例如申报课题经费，内容具体要到章节和年月，必须把意向、意义、过程和最终成果讲得清清楚楚，这是违反科研思维规律的。被批准后还要三个月一汇报，半年一小结，一年一总结。现在只有大众流行文化可以采取这种方法生产，它们的价值类似快餐盒饭。如果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如此“研究”下去，会出现（已经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局面。真正搞学术研究的得不到鼓励，追逐“短平快”反而名利双收。日常的学术研究检查，也是如此，通常在完成数量、时间上的要求更为精确。所有的项目后面是钱，就是为了生存也得去争取项目。老一辈“坐十年冷板凳”的教诲实际上已经终结。
我认为，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估应该代表作制。第一，不以课题来源评价成果。课题来源和行政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其学术价值。第二，不考虑媒体的报道和评价。媒体记者不是学科的专业工作者，新闻炒作仅是某种政治或商业宣传的需要而无学术意义。第三，不考虑成果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核心期刊之说，本来用于指导图书馆选购期刊和为读者导读，把它作为衡量论文水平高低的硬性要求和外在标准是荒谬的。第四，不考虑成果是否被评上了何种奖项。在我国的评奖中，即使是学术性评奖，其中的非学术因素太多，某些有价值的论著，恰恰因为有争论反而评不上，奖项通常给予的是争论少的或没有争议的。
学术同行的引用率可以作为一种衡量标准。但在我国这种统计不完善、引证者没有养成遵循规范引证的习惯的情况下，暂时只能作为一种参照。
我不知道钱钟书写《管锥篇》时谁管过；陈寅恪写《柳如是传》时要是三个月一汇报、半年一小结，是否能写得出来。我的专著《精神交往论》从1983年起，历时十年才完成，当时还没有课题基金制度，十年间没人要求我汇报怎样写和写到什么地方了，在快写完的时候，仅得到2500元的课题经费。要是现在，我无论如何写不出来了。因为前五年我在通读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做笔记，而现在一个课题的时间最多三年，如果我总是说没读完，不等我动笔写，项目也许就被取消了，逼着你想认真也不行。申报课题必须提供完成课题的已有条件，这意味着一个人只有积累了许多某方面的材料后才能申报课题，但积累过程中的这些年，他到哪去弄钱呢？
还有，一旦学术上有了一点成就，马上各种评审、验收的事情堆上来了，因为这种评估体制要求无数的评审和验收，让真正做学问的人的精力消耗殆尽，扼杀了刚刚在学术上冒头的人的研究精力。因而，它实在贻害无穷。
我的改革意见如下：
１.在项目的分布上，改变只看重政策研究而轻视各学科基础研究的倾向，至少基础理论研究的长期项目和应景性的政策研究的短期项目对半分。
２.基础理论研究的项目时间可延长至五年甚至十年，但要有一定的担保条件，防止承担者中途放弃责任。
３.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停止不分具体情况地一味提倡集体项目，由主持人根据情况自行决定自己一个人还是邀请其他人加盟。
４.简化项目申报和检查程序，重点审查申报人已有的研究能力和发展前途。
５.允许已立项的课题中途改变局部的研究方向，甚至允许研究失败，只要能够证明承担人确实做了许多努力即可。
６.取消论文必须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规定。考核试行“代表作评审制”，发表的成果数量仅作为参考。一个人提交的代表作是他自己认为最好的成果，如果经专家评审感到水平不高，即使这个人承担了国家的社会科学项目，得了什么大奖，其实说明不了他的学术水平，只能证明这位同志工作积极。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过多年的高评委。看一个被评者水平，只要是专业内的，翻一翻代表作就能感觉到水平高低，根本不看发在哪个刊物，得了什么奖。1993年，一位颇有名气的西方美学研究者评正高，他是美学专家，因为一本哲学著作获得全国图书大奖，而拿来评正高，被几个哲学专家发现有硬伤而没有通过。第二年，他拿来没有获过奖的一书他的美学专著，被一致通过。1994年我参加了评审会议，对此感受颇深。
党国英说过：目前的一些游戏规则是在折腾科学家，具有毁灭性的两条规则，一是无休止的资格认定，一是下达科学论文发表的硬性指标。改革的方向，是约束管理者，提高他们的科研管理水平，改变评估成果中的官场习气。不然，原有体制给一些在名利场上善于钻营的人带来绝好的机遇，而那些安守本分的学者反而被冷落。这种“人才淘汰率”是可怕的。（完，免费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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