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记者谈读书和用书

如今进入电子传媒时代了，记者还要读书和用书吗？有什么问题上网查找不是更方便吗？然而，真遇到问题，上网找点东西却经常如大海捞针，费时不少，找到能够随即用上的东西很有限。看电视，瞬间即逝，很难抓住。即使抓住了又怎样？与电子媒体接触多了，就会发现它们的肤浅和重复。新瓶旧酒式的节目不断循环，更多地引导我们回归到已知的事情。

记者的工作不是简单的复制现实，为社会提供新闻的同时还要提供思想和知识。自己的思想没有深度，新闻报道当然难有深度；自己的知识浅薄，拿给别人的东西只能更浅薄。如果只是从网上或跟着其他电子媒介学习，就算能够达到目的，就目前的电脑使用条件看，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提着电脑满街跑，更不可能在大漠、深山为电脑找电源。读书，依然是记者提高自身的基本学习途径，用书，依然是辅助记者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

印刷书籍蕴藏了人类文明以来的深刻思考，是最富有的人文精神之所，它要求读者集中于头脑的思考，不被表面化的声色干扰，达到一种较高的人文境界。

现在记者不读书造成的常识性错误太多了，不能不叫人痛心疾首。例如一家通讯社的稿子，报道发现了埃及沉没到海底2000年的城市，记者在文章中发问：不知道为什么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史籍没有记载它。接着又报道说，这座城市是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因地震而沉没到海底的。责问公元后发生的事实公元前的历史为什么没有记载，这个笑话说明作者对基本的世界历史无知。一篇全国性报纸的通讯，报道我国“江洋河号”货轮奉命到所罗门群岛接难民，说是从新西兰出发的货轮下午2点钟接到命令，当天下午5点就赶到了霍尼亚拉。如果有一点地理常识，就会知道新西兰与位于赤道一带的所罗门群岛相距上万里，无论如何不会将事情表述得这样的荒谬。上个世纪80－90年代兴盛的特异功能，还有水变油、永动机、头人移植、最终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基因皇后、核算营养等等，不都是由我们的传媒报道、炒作的吗？只要记者有点科普知识，就不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去年5月，一个缺少人文知识的工科副教授写的关于老子道德经的书，被我们的中央级报纸吹捧为“人文之光照耀科学摇篮”、“背靠五千年培育民族精神”。可能记者根本没有翻看着该书，如果翻看了却没有发现问题，那记者的人文知识就太可怜了，因为作者的胡说八道实在太明显。例如“以享太牢”，本意是“如同享食太牢般的盛宴”，中学的课本都讲到，牢，盛着牺牲品的容器，太牢，最好的牺牲，一般指牛；少牢，一般指羊。而这本书竟然解释为“心里像坐大牢一样痛苦”！

记者的工作是忙碌的，我想，一些必备的工具书在自己的办公室应该有，遇到问题，自己没有把握，一定要查一查，不要把疑问留在发表的稿子里。这些书如下：

中国现代用词应必备《现代汉语词典》；

中国古代用词应必备《辞源》。

综合性百科知识应必备《辞海》（可以根据不同的采访和写作内容，使用辞海分类本）；

涉及中英、英中译文，应必备中英、英中词典各一本（也可以是一本两用词典）；

如今的报道动不动就是地球的那一面或南北极发生的事情，没有基本的地理方位会出知识笑话的。因而身边应必备一本世界地图和一本中国地图（地方记者还应必备当地城市图，搞文化历史报道，需再备中国历史地图集）；

涉及外交，必备一本最新版的《各国概况》。

如果出门在外，可以简单些，需要备上一本《古今汉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这本词典可以说是“《辞源》＋《现代汉语字典》”的缩写本，外加一本英汉口袋词典和一本口袋地图册。有备无患，否则，待到用时方恨少。没事时，要经常翻翻词典后面的附录，诸如中国历史朝代表、常用英文人名中译文等等。遇到问题时，就会知道这些知识是多么有用了。例如马上要求你去采访关于《汉武大帝》电视剧的反映，你能说出汉武帝在位的大体年代、头脑里能形成西汉的大体地域图吗？看到一个外国人名，你能正确的读出中文吗？

记者的知识面要求广，所以必须熟悉这些基本的工具书。为了读书而要用书，不用书就不能读书。用书扩充了知识，知识扩充了，读书的能力也就越大。王安石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的“经”，可以理解为较高级的书，为了读懂这样的书，就要读许多入门的书和学会熟练使用工具书。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谈到马克思时说：“他的头脑就像一艘生火待发的军舰，只要一接到命令，就能够立即驶向任何思想的海洋。”我们不能要求每个记者像马克思那样知识渊博，但是记者一接到采访或写作的指令，应该至少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合适而充足的能源，以便开动头脑的机器，立即驶向特定的思想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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